《唐会要》的主要内容,《唐会要》导读

《唐会要》是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始称《新编唐会要》，现简称《唐会要》。宋代王溥撰，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此书在清代以前未有刊行本，原本在流传中多有残缺。乾隆年间开四库馆，馆臣根据有关史料对它重加整理和补缀，并将补修史料的部分一一标出。故今本已不是王溥旧本的形式，但原书的主要内容未受重大损失。现在的通行本，以清武英殿聚珍版为最佳。后来的江苏书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就是以此为底本。1955年，中华书局又将该书重印，颇便参考。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 (今山西祁县)人。五代、宋初时期的史学家。后汉隐帝乾祐年间，登进士甲科，为秘书郎。后周建立后，不断擢升，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世宗柴荣时，加官礼部尚书，监修国史。恭帝柴宗训嗣位，王溥请修《世宗实录》，被获准与扈蒙、张淡等名士一起编撰。入宋后，他退居闲职，又监修国史。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被封为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逝世， 享年六十一岁。王溥一生从事政治活动，曾修过国史、实录，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加之本人又“好学，手不释卷”，从而有条件和能力完成《唐会要》的补修。除本书外，同年他还修成《五代会要》30卷，乾德元年修完《周世宗实录》，另有文集20卷。

《唐会要》成书很早，它的编修经过三人之手。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苏冕曾编辑高祖至德宗九朝史事，为《会要》40卷，开创了 “会要”体例。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崔铉、杨绍复等又奉诏，续增德宗至宣宗七朝制度，又撰 《续会要》40卷。但自宣宗以后记载尚缺。王溥继续补充唐宣宗至唐末的资料，合并苏冕、崔铉所编两书，完成了 《唐会要》的补修。这样，经过三次撰修，由于王溥是最后的完成者，故署名王溥。这种观点一直很流行，但今人朱仲玉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1. 今本 《唐会要》按条分而不立大类的编撰方法与唐朝史家不同;2. 《唐会要》在记载史事后的议论共有29条，其中三条仅标 “议曰”而无姓氏，又多在苏氏、崔氏之后，议及贞观、长庆之事，说明它必定是王溥的议论。由此，朱仲玉认为《唐会要》并不能理解为苏冕、崔铉、王溥三人合力修成之书，而是王溥利用苏、崔原书提供的资料，经过一番整理，抉择而重新加以编定的，王溥是我国会要体史书的实际创始人。这种看法目前仍然存在，但前一观点较为多数人接受。

《唐会要》100卷。其中卷7至卷10已遗佚，清代四库馆臣根据别本补亡4卷，是参考了《新唐书》、《旧唐书》、《通典》、《文献通考》等有关资料后补录的，仍加注明，以示区别。由于原本残缺，本书原来的体系和条目，现在仍不甚明确，大体有两种看法并行于世：1、15类，514目。包括帝、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食货、舆服、外国。2、13类，592目。包括帝、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封建、历数、刑法、食货、外国、宫殿。本书目下又分条，按时间顺序记载史实，使得某一制度的沿革、损益井然有序。凡不能定其目者，则列为杂录，附于条之后。这就将一些不易归类的史事，也加以编录，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唐会要》与《通典》等典志体史书的体例一样，是记载典章制度的。但又有所不同，《通典》是讲求历朝典制的会通，《唐会要》 则是专记唐代一朝的典制沿革。由于它的主要内容修成于唐朝当代，保留了唐代实录和唐人著述等颇多的原始资料，故能真实而详尽地反映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可视作《通典》续编。特别是天宝以后的典制，以本书所载最为早出，是研究唐史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史籍。

《唐会要》是我国现存最早修成的一部会要体史书。在编撰上，它并没有严格地遵循传统的“理道”原则，而是巨细兼收，对于无益于经国礼法、程制的烦杂之事，也收入其中，并标名 “杂录”，从而保存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可补正史、典制体史书之不足。如本书卷36 “氏族条”记载唐初世族盛衰的情况;卷30叙述了唐代兴建诸宫役使民工的情形;卷12还记录了唐代养马、京城诸军府兵的设置概况，都是《通典》所没有的唐朝前期史实。并且，唐天宝以后的史料多散佚，本书修成于《新唐书》、《旧唐书》之前，许多史料才得以保存，故其史料价值很高。其次，本书的编成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宋徐天麟仿效本书体例，写成《两汉会要》，清龙文彬又撰《明会要》，使得会要体成为独树一帜的一种史学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当然，《唐会要》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有人批评它没有总目，分目琐碎而又互不相关，不便检索;且有不少重要资料，如经济方面收录较少等。但那都只是它的小纰而已，并不能掩盖其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