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的主要内容,《阴符经》导读

《阴符经》是道家道教的经典著作。旧托黄帝撰，《新唐书·艺文志》始著录。关于此书的出世年代，有多种推测：北宋程颐认为非出商末即出周末。邵雍以为战国时书。明胡应麟说即《战国策·秦策》载苏秦所读之《阴符》，出战国以前。近人梁启超说成书于战国末年，今人李养正亦持此说。清姚际垣断为北魏道士寇谦之所作，盖据唐末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所载神仙传说，其说唐玄宗时人李鉴于嵩山虎口岩得此书，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近人余嘉锡推测为东晋道士杨羲所作。宋黄庭坚、朱熹则又说是李鉴所为。今人王明推测此书约成于531—580年之间，理由是：题称“大魏”云云，在531年改魏为大魏之后，唐初褚遂良有写《阴符经》帖传世，欧阳询《艺文类聚》亦引其文。则《阴符经》为隋唐以前著作无疑。此文主要有两种传本，亦即最早的两种注本。皆出唐玄宗朝，一为李鉴注本，一为张果注本。李鉴注本300字，得之嵩山。张果注本《叙》称“偶于道经藏中得《阴符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按太无先生乃张果道号，可知张果注本中“传曰”云云为原注，注中以太公、诸葛亮、李鉴等人注为是非得失则为后人标识误入注中，是太公等伪托之注出张果之后，此本较李鉴注本多112字左右。此书以为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可以认识、可以掌握，使行为暗合天道，故名“阴符”。自传世以来，为此书作注疏者甚多，《道藏》收有解注或集注20余种，数十家，自李鉴、张果外，有朱熹、夏元鼎、沈亚夫、袁淑真、俞琰、刘处玄、侯善渊、王玠等人。明清时唐顺之、吕坤、焦竑、李光地、徐大椿、董德宁等人亦有注本传世。

该文或300字或400余字，言精简而理深弘。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与300字本末句“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相呼应，为该文大纲，亦其立言之前提。“天之道”即自然之道，是蕴含在自然运动和社会变化中的规律。对规律的观察和运用，具体表现为对时物文理，亦即对时机与条件及其变化必然性的掌握上。自然运行的规律该文概括为“五贼”，说：“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五贼即五行，汉化学术重五行相生，该文则重五行相克，如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沉水入火，自取灭亡”。处于运动变化中的万事万物，具有此五种属性，其中包含着矛盾与对立，这五种属性决定了自然的循序运行与变化，反映出自然运动固有的阶段和过程。五行相克亦即“阴阳相胜”，如说：“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阴阳相胜和五行相克所决定的事物运动过程及阶段性，既微妙，不同于四季循环，所以律历不能反映出来;又非常显著，比现象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更清晰。天地自然是运动着的，运动中有规律可循可执，规律则可以概括为“阴阳相胜”和“五贼”即五行之相生克，这是该文的基本理论。

其次，该文论述了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系统中的矛盾。如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 ，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方既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都必由渐变而突变，所谓“杀机”，即突变的矛盾激发点，这个激发点兆启于天地或兆启于人，都会打破原来的平衡。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系统，是以适宜的盗夺，亦即渐变中的矛盾维持平衡状态的。在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将要发生突变时，如能抓住“杀机”或“盗机”，因应自然和社会突变的矛盾激发点而起而作，便能底定天下，是曰君子，反之则为小人。

最后，该文论述了运用其理论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窃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擒之制在气”。等等。并认为运用其理论在于以不神而神，即不落于形迹之神秘而得常见常事中之神妙。另外，该文还论述了①矛盾转化的观点：如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②内在矛盾导致物自体毁灭的观点：如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③认识论观点：如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等等。

后代注家发挥该文义旨，主要有兵家和道教内丹二派，沈亚夫、袁淑真属兵家，道士解注则从内丹修炼出发。该文自传世以来，即被视为道教经典，其“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等理论观点，对内丹道理论的最终形成，曾起到了确立理性至上而否定神灵至上的作用，内丹家多以其说与《周易参同契》丹道流变中“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的观点相印证，又以五行颠倒的所谓“逆则成丹”发挥其“五贼”之义。近代以来，学者更关注该文在哲学理论上的建树，梁启超说该文“思想与二书(指《易 ·系辞》和《老子》)相近”。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评该文“是南北朝时期最高水平的认识论哲学论文”，“是南北朝道家哲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