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简介|介绍|概况
散文篇名。战国韩非作。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修明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说：“旧注：言法术之士，既无党与，孤独而已，故其材用，终不见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长号，韩公由之寝谋而内愤。”今人王焕镳《韩非子选》说：“韩非提倡法治，为代表旧贵族的当权重臣所忌所厄，孤立无助，悲愤填膺，故作此文而以‘孤愤’标题，旨在揭发法家与旧贵族的矛盾。”今人张默生《先秦诸子文选》说：“韩非所处的时代，既是列强争霸的时代，他又是韩国的公子，国族观念极重，要想挽救微弱的祖国，只有内政修明，法令森严，推翻已往的传统学说，铲除现有的祸国败类，以行其法术之学。勿奈国内同样见地的人太少，而且大权已旁落到权臣的手里，无论是邻国，是朝野上下，已均为权臣的党与，而且作了他们的工具。韩非分析权臣的所以见用，是因为‘即主心，同乎好恶。’既得政权以后，是‘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其结果，是‘人主愈蔽，大臣愈重。’是‘主上愈卑，私门益尊。’是‘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至于法术之士，则适与之相反。他是‘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的。既得政权以后，是‘循令而从事，案法以治官’的。其结果，是‘且烛重人之隐情，且矫重人之奸行’的，是‘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的。所以法术之士，与擅专大臣，是不可两立的仇敌，然而大权已落在权臣的手里，无论是邻国，是朝野上下，已为他的党与，作他的工具了;则无党孤特而又处势卑贱的法术之士，他的唯一的眼中钉，不危何待?所以不是死于公法，便是死于私剑了!此韩非孤愤之所以作也。”此文揭示了当时韩国两种政治力量的对立：智法之士维护君权，要求法治;当权重臣结党营私，盗窃国柄，蒙蔽君主，采取残酷手段，迫害智法之士，造成了智法之士“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的危险处境;从而提出了铲除奸邪的强烈要求。思想深刻，揭露问题尖锐;情感激越愤怨，文势锋利，分析透辟，刻削入微。明茅坤说韩文“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韩子评选后语》)，当指此篇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