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中庸”

◎中华文明，源起何时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致在北纬30度上下，亦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一时期，是整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有趣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相隔千山万水，但它们同时在‘轴心时代’开始了对‘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人类的几大古老文明都在这个时期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不同的文明走向，一直影响着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和每个人的生活。”

这就是今天广为流传的“轴心时代”理论，由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基于这一流行的历史观念，许多人将中国的“轴心时代”——“百家争鸣”时代视同为中华文明的源头。

更为现实的一点是，在对我国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中还有无数的问题等待着被发现和解答。这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历史观的形成。因为为了保证审慎与准确，我们的历史教材对于春秋战国之前的历史文明只能提供最确定也最简略的梗概，这又更加加深了我们认为“百家争鸣”时代是中华文明起点的印象。

而事实上，春秋战国之前中国的上古文明就已经有了巨大的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远远早过春秋战国。“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句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孔子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代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底色，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周代文明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周人既有自己的创造，更善于承认和继承先辈的优秀之处，避免了一代代先辈积攒的经验教训遗散在改朝换代的纷争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伟大与智慧正表现在他和他的“偶像”文王、武王、周公一样，善于继承、改进与发扬前人的历史经验：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孔子的创新

随着时代的变化，西周初期确立起来的礼乐社会，渐渐失去了活力和秩序，最终在周幽王手中遭遇大败。周天子东迁，威严扫地。天下大乱，风起云涌。时代走进了孔子所在的春秋。

为什么人类先贤早就提醒过我们的问题，我们却会在上面一错再错，弄得历史好像在不断循环？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对这种全世界都不能避免的“圣贤之说的堕落化”有所解释：任何圣贤的教谕，源自他们自己真诚的生命体验。而任何后人同样能体验到这种对人生的超越性的、本质的感受，即我们今天常讲的有了“境界”。这时后人对先哲开始产生共鸣，理解他们的思考。

而当人们长期地再也没有获得过这种体验时，才会希望将它记录下来，甚至变成教条，为“做到”而去执行。可是，如果它只是教条，不能与自己真诚的体验产生共鸣的话，很快就会变成名实不符的虚伪做作。这就是所有圣贤之说堕落的轨迹。

西周礼乐文明的失落，就是同样的原因。牟宗三先生讲道：

这套周文在周朝时粲然完备，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地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了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作“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

……周文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为这些贵族生命腐败堕落，不能承受这一套礼乐。因为贵族生命堕落，所以他们不能够实践这一套周文。不能来实践，这一套周文不就挂空了吗？挂空就成了形式，成为所谓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成了空文、虚文。

形式主义这种高级一点的“面子问题”，在诸侯争霸、生死存亡的年代里自然变成了一种羁绊，一种需要舍弃的东西。墨家与道家思想的出发点，也是看到这种形式化导致的僵硬无用的一面，主张彻底否定这种“虚文”。孔子则认识到周代礼乐文明的合理成分，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在吸收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孔子开创了新的思想流派——儒家。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独创，在于强调了“仁”的核心作用：

孔子也知道贵族生命堕落，当然周文也成了挂空，但是孔子就要把周文生命化。要使周文这套礼乐成为有效的，首先就要使它生命化。这是儒家的态度。

那么如何使周文生命化呢？孔子提出“仁”字，因此才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以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些话，人如果是不仁，那么你制礼作乐有什么用呢？可见礼乐要有真实的意义、要有价值，你非有真生命不可，真生命就在这个“仁”。所以仁这个观念提出来，就使礼乐真实化，使它有生命，有客观的有效性（objective validity）。……所以儒家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着那个周礼。周文本身并不是不实用，如果你本身有真生命，它一样可行的。

儒家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开始作一个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观念。观念一出来，原则就出来。原则出来人的生命方向就确立了。所以他成为一个大教。这个大教，我平常就用几句话来表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本质意义（essential meaning）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的源起，当然远早于孔子。周代礼乐文明“损益”了夏商文明，孔子通过强调同理心与同情心的“仁”，又“损益”了周代文明，中华文明至此又迎来一次大发展。

◎朱熹与《中庸》

研读《中庸》，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人，那就是朱子——南宋的朱熹。

在汉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是儒家典籍的核心。《中庸》与《大学》还仅仅是《礼记》里的一篇，其价值尚未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自唐以来，儒家思想愈加受到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强烈冲击，引发了儒家士人对儒家学说的深刻反思。程颢、程颐及他们的后学朱熹，开始重视与发掘《大学》《中庸》的思想价值。朱熹深入研究《大学》《中庸》，将两者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至元代恢复科举考试，将出题范围划定在“四书”之内，“四书”更成为之后六百年间天下学子最基本的读物。所以说汉唐是“五经”时代，宋之后是“四书”时代。而这一转变就是由朱熹促成的，因此我们研读《中庸》（和《大学》），必须重视朱熹的观点。

明郭诩绘朱子像

第一，朱熹将《中庸》划分成了三十三章，明确了《中庸》内部的逻辑结构。后来人的研究，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第二，朱熹重视《中庸》，在于他发现《中庸》讲述了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哲学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其他儒家典籍中，都没有讲得如此明确且集中，因此朱熹对《中庸》的解读，特别强调《中庸》在这些问题上的价值，这也是我们读者所要注意的。第三，朱熹对《中庸》的解读，并不追求“原意”，而是加入了他自己的思想观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朱熹对《中庸》的理解，但又不可完全以此为准。

◎“礼”“仁”“中”

话回到“中”道本身来。在西周文化里，“中”的思维与“礼”的外在形式就已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废。地有五行，不通曰恶。天有四时，不时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知祥则寿，知义则立，知礼则行。礼义顺祥曰吉。吉礼左还，顺天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将居中军，顺人以利阵。人有中曰参（三），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逸周书·武顺解》）

“礼”是为了达到“中”道境界的一种途径和外在形式，这一点孔子表达得很清楚：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粗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谄媚）；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忤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

如前面说的，因为孔子的“仁”是他学说的中心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对孔子、对儒家学说了解不多的话，可能想到的首先是“仁”“君子”“王道”等关键词。其实在《论语》中，孔子就多次提到“中”：

柳下惠、少连……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论语·微子》）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当然最能体现孔子重视中庸之道的，还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所以说，追求“中”道的精神，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以贯之，并由儒家发扬光大的。

◎“五经”与“中”道

时代动荡，“乐经”可能早早亡逸了。或者，“乐本无经”——根本就不存在“乐”之“经”——如清人邵懿辰在《礼经通论》中所说：“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诗经》三百篇本来就是可以入乐的。

儒家六艺在秦朝之后存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后世学者认识到《五经》虽然各有侧重，代表了儒家修行不同的方面，但是，追求“中”道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隋朝王通专门着有《中说》一书，阮逸在为其写的《中说序》里指出，“中”是《五经》的大要义：

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

明朝学者刁包也说道：

“允执厥中”一言，万世心学之宗，亦万世经学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刚柔得中，《书》只是要政事得中，《诗》只是要性情得中，《礼》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赏罚得中。“中”之一字，便该尽《五经》大义矣。

相对于中国“文学始祖”的《诗经》、“史学始祖”的《春秋》等来说，最接近“哲学”的《周易》里面尚“中”求“中”的思想尤其明显。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四书解题及其读法》中指出：“《周易》尚中和”，“《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

《河图》《洛书》

清代学者惠栋，其祖周惕，父士奇，三代人皆研究《周易》之学。他直接概括说：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可见，《周易》的哲学，就是关于“时中”的哲学，即如何根据时间、时机的变化来调整，时时秉持“中”道。

“十三经”是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而“十三经”是由“五经”逐渐增加、演化而形成的，“中”道思想又是“五经”的精神核心。由此，“中庸”之德在整个儒家思想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