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拉丁美洲的人民渴望在世界的变化中占有一席地位，希望外界人民不仅仅是支持我们的幻想，更应该变成具体的行动，否则无法减轻我们的孤独感。

【演讲词】

在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荒诞的现实里，充满了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战士和无赖；要呈现这种现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想像力，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正是找不到一种方式来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生活的情况。诸位朋友，这正是我们孤寂的关键所在……

跟麦哲伦一起从事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皮加费塔，在经过南美洲时，曾忠实地写下了他的见闻，可是读起来却更像一篇引人入胜的虚幻游记。他在游记中写道，他看到了肚脐长在背脊上的猪，看到了无爪的鸟，而且这种鸟的雌鸟将卵产在雄鸟的背上孵化；还有没有舌头的鹈鹕，鸟喙像一把汤匙。他又提到一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头和耳朵活像骡子，身体却像骆驼，腿又像鹿，嘶叫又如马啸声。他又描绘说，在巴塔哥尼亚当他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在镜子面前看见自己的形象时，竟会被吓得惊恐万分。

在这一部简短而引人入胜的游记里，已显露出我们今天称之为小说的雏形。然而，此书所写的绝非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最令我们惊奇的事物。史学家们在《印第安纪事》中告诉了我们许多奇闻轶事，许多人在贪婪地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埃尔多拉多，这个纯属虚构的国家竟然多年来不断地出现在各种不同版本的地图上，而且以制图者的不同想像而反复改变它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的人物阿尔瓦尔·德瓦卡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泉，在墨西哥北部探险达8年之久。这支着了魔的探险队出发时多达6百人，后来他们互相残杀以至到人吃人的地步，结果生还者仅有5人。还有一个至今未解的谜，说的是：有一天有11000头骡子，每头骡驮着100磅黄金，从秘鲁的库斯科出发，前去赎回印加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阿塔瓦帕，可是这批骡子始终未抵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时期的哥伦比亚北部卡塔基纳，有人出售在沙金产地养大的母鸡，在这些鸡的砂囊中有许多小块的金粒。直至现在，我们中间还蔓延着对黄金寻求的贪念。上世纪有个研究兴建一条跨越巴拿马运河的铁路计划的德国代表团，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用黄金而不是用当地缺乏的钢铁来锻造铁轨，这一兴建计划才能行得通。

我们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却仍未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摆脱这种疯癫的行径。曾3次连任墨西哥总统的独裁者安东尼奥·罗帕斯·德·圣安纳将军竟为他在“糕点铺战争”中丧失的右臂举行盛大的葬礼。统治厄瓜多尔达16年之久的独裁者加夫列尔·加西亚·莫伦洛将军，在他死后，尸体还要穿上挂满勋章的全套军礼服坐在总统宝座上。自称能通神的萨尔瓦多暴君马丁内斯将军，曾在一次疯狂的屠杀中使3万农民丧生。他还发明了一种摆锤来检验是否有人在他的食物中下毒；并下令把路灯用红纸包起来，以防止猩红热的传染。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大广场上竖立的英雄佛朗西斯·莫拉桑将军的塑像，实际上竟是从巴黎一家旧货店买来的法国元帅奈伊的像。

11年前，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智利的聂鲁达也曾在此发表过精彩的演说，向听众们披露了拉丁美洲的真相。此后，正义的欧洲人，当然也包括居心不良的欧洲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起在拉丁美洲辽阔的土地上，那些着了魔似的男男女女无休止的怪诞行为，他们的奇闻怪事竟可以与神话传说相提并论。我们简直没有片刻得到过安宁。一位热爱人民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竟然被围困在火焰冲天的总统府中孤身奋战为国捐躯。两件至今原因不明的空难事伴，使另一位正直的总统和一位为恢复本国同胞的尊严而奋斗的民主勇士丧生。在此期间还发生了5次战争、17次军事政变；还出现过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假上帝之名进行了当代拉丁美洲第一次种族屠杀。同时，2000万的拉丁美洲儿童不满周岁即告夭折，这项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婴儿总数还多。在政府镇压下有12万人失踪，这等于贵国乌默奥全城的人不知去向。许多孕妇被捕后在狱中生育，却无法知道她们的孩子的下落。军事当局则下令把这些孩子交人秘密收养，或被送进孤儿院。在南美大陆有多达20万人无辜丧生，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三个中美洲国家，死去的人则有10万以上。

一向拥有好客传统的智利，近来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占了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人口仅250万的乌拉圭一向被认为是南美洲最文明的国家，但却有五分之一的人流亡国外。自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致使当地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把拉丁美洲所有难民和流亡者人数加在一起，则远远超过挪威的全国人口。

我甚至可以说，引起瑞典文学院注意的，不仅是拉丁美洲的文学表现，更是因为这种异乎寻常的社会现实。这种情形不是表现在纸上，而是活在我们心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亡，正是受到这种现状摆布的结果。这一现实，却又孕育出一股充满美好与不幸的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藉着这股源泉，我这个流浪及怀旧的哥伦比亚人，侥幸地被选中得奖，为呈现拉丁美洲的现实添加了其中一章。在这种荒诞的现实里，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战士和无赖，以及一切要呈现这种异乎寻常现实的人们，毋需太多的想像力，因为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正是无法运用一种正当的方式使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诸位朋友，这正是我们孤独之关键所在。

因而，倘使我们自己都遇到了无法表达这种境遇的困难；那末生活在世界另一边的、正陶醉在他们自身文化的有识之士，找不到一种确切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拉丁美洲，就毫不奇怪了。他们往往以自身的尺度来衡量我们，忘记了不同的民族在生活道路上遭到的命运大有差异，忘记了我们在追求平等——正如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过程中的艰难和残酷。运用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现实，只能使别人更不了解我们，使我们更不自由、更加孤独。具有令人尊敬的往昔的欧洲，假如能回顾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也许对我们的理解会深入透彻一点。他们应该记得，伦敦的第一座城墙是花了300年才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过了300年才出现当地的第一位主教；罗马更是在黑暗和蒙昧中度过了2000年光阴，直至伊达拉里亚的一位君王确立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今以盛产奶酪和钟表著称于世的瑞士人以崇尚和平为荣，然而他们不应忘记，在16世纪时那儿还是一个庞大的兵营，曾对整个欧洲有过野蛮的血洗屠杀。甚至在文艺复兴的高峰时期，还有12000名东罗马帝国豢养的德国雇佣军，在罗马烧杀抢掠，使8000余当地平民死在他们刀剑之下。

53年前，托马斯·曼曾竭力表现过他笔下的托尼阿·柯洛格尔的幻想，主张把北方人的朴实和南方人的热忱统一起来。我没有这种幻想，然而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而且在努力地建立一个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的欧洲人，如果能重新修正衡量我们的方式，他们将会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拉丁美洲的人民渴望在世界的变化中占有一席地位，希望外界人民不仅仅是支持我们的幻想，更应该变成具体的行动，否则无法减轻我们的孤独感。

拉丁美洲不希望任人摆布，也没有理由成为他人的附属品。她并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追求在西半球中的独立地位。航海技术的发达虽然缩短了我们与欧洲之间的距离，然而却拉大了双方之间在文化上的距离。我们在文学上的独创性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可是我们在要求改变社会方面的努力却遭到了怀疑和拒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人认为，拉丁美洲无法和欧洲的进步一样，为在自己的国家也努力造就社会正义而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条件下达到同样的目标呢？我们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暴乱和痛苦，是世世代代的不公平和难以数尽的苦难导致而成的，而不是由于远隔数千里外的地方策使而成的。可是，许多欧洲的思想家和领袖们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忘却了祖辈的奋斗经历，认为整个世界除了任凭两个大国摆布之外就毫无别的选择。诸位朋友，这正是我们孤独之关键所在。

尽管如此，面临种种的压迫、掠夺和鄙视，我们决心是生活下去。无论是洪水、瘟疫，还是饥荒、动乱，甚至是连续几百年的战争灾祸，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威力。这种威力还在不断长大和加速：每年全世界出生人数超出死亡人数达7400万，这些新的生命相当于纽约总人口的6倍。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出生在资源缺乏的穷国里，当然也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却积蓄了足以毁灭当今人类百倍的破坏能力，而且可以消灭在这个不幸的星球上存在的所有生物。

我所敬仰的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当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我明白，他在32年之前拒绝接受这一悲剧观点，在今天从科学角度来判断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因为自从生命起源以来，人类还是首次拥有如此强大的毁灭力量。要是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就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站立在他曾经站立过的地方。面对这出人意外的、自人类产生以来似乎属于乌托邦式的现实存在，我们作为人类寓言的创作者，在这可怕的现实面前，有责任呼吁建立一种与此相反的理想。我们希望在这种新的乌托邦社会里，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应该如何生活和如何死亡；在那时，人们可以享受真正的爱情，人人可以追求幸福；而那些曾经被命运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民族，也终将在地球上获得永生的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