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演讲词】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专家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原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作去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学习，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鉴赏】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当时，蒋介石已窃取了北伐军的实权，他一方面还在利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一方面却一再挑起事端，磨刀霍霍，准备杀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中国社会面临着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新的厄运。即使一向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是危机四伏，革命势力遭到排挤。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对反动势力鼓吹“国粹”、提倡旧道德的险恶用意也是早已看透。反动势力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让青年在读死书、读“古书”中沉寂下去，甘愿被奴役、被主宰。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了“读书与革命”的演讲。
鲁迅的演讲，一如他的为人，质朴而率直。演讲一开始，鲁迅就指出，他之所以要在台上“说几句话”，是因为“职务上的关系”。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他和听讲的学生的距离。他还指出，“许多好的话”已被讲完了，他要讲的，不是一般的“好话”。这是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一种策略的斗争艺术。
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自我，是鲁迅行文、为人的特点，也是鲁迅伟大人格的体现。在目睹一次次血淋淋的现实后，鲁迅正进行着其世界观的一个伟大转折。鲁迅一直认为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但在革命阵营的一次次分化中，一些青年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另一些青年则在白色恐怖下退缩、消沉下去，有些甚至充当了反动派的鹰犬。鲁迅逐渐意识到原先所信奉的“进化论”的缺陷和偏颇，开始怀疑乃至批判“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旧信念，并对“尊个性”而寄希望于少数先驱者进行思想革命的主张进行了反省，认识到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可能暴力比文学更重要，“实地的革命战争更有效”。
鲁迅的演讲，既体现了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的关怀期望，更体现出肝胆相照的同道者的真诚执著。他冷静的外表下常常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激情。有时，为了更直接地表达思想，他的言辞“犀角烛怪”，痛快淋漓。他告诉青年，他原先相信“进化论”，从“进化论”来看，青年必胜于老年，应该都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鲁迅就此得出青年需要引导，需要受教育和训练，需要读书。但鲁迅希望青年少读“古书”，这是担心他们离开了社会现实“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这在他的其他演讲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他在《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中就明确宣示：“我以为今日之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日渐发达。”鲁迅认为读书在于灵活运用，青年要关心社会世事。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表示：“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
鲁迅的演讲，振聋发聩地敲响了维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警钟。据资料反映，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很快惊动了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惊恐中给鲁迅“挂了号”。而鲁迅对此早有预料，他正准备投身更为激烈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