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言小说
从宋代开国到明代结束，文言短篇小说大都追踪魏晋和唐代，但是，都没有能够有所逾越，清代是文言短篇小说经历了宋、元、明代近七百年的沉寂后的华丽转身。
清代初期出现的《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创作的又一顶峰之作，开启了清代小说空前繁荣的序幕。《聊斋志异》一出，模仿蔚然成风，拟作大量涌现，虽然没有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能与《聊斋志异》相抗衡，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进一步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高潮。较着者有：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袁枚的《子不语》（《新齐谐》）、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曾衍东的《小豆棚》、乐钧的《耳食录》、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和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之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问世，虽然纪昀对《聊斋志异》颇有微词，认为它是“才子之笔，非着书者之笔”，指摘其中取法传奇、善于描写的作品，但仍可见其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与《阅微草堂笔记》类似的还有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它们与《聊斋志异》相呼应，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在清代的崛起和兴盛。
除此之外，沈复记录自己与妻子闺房之情的传奇体传记《浮生六记》，王晫仿《世说新语》的志人小说集《今世说》，梁维枢、吴肃公专辑明代文人轶事的《玉剑尊闻》、《明语林》，以及许奉恩的志怪小说集《里乘》等，都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兴盛做出了贡献。
《聊斋志异》出现在康熙年间，蒲松龄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向更高的阶段。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蒲氏虽非名门大族，但累世书香，其父蒲槃广读经史，学识渊博，因年逾二十尚未考上秀才，加之家境贫困，遂弃儒从商。蒲松龄少时体弱多病，由父亲启蒙教读，于十九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得到当时做山东学道的着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在诸生中颇有文名。后屡试不第，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乡试，系因“越幅被黜”。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七十二岁高龄，援例补岁贡生。他一生热衷功名，在漫长的应考岁月中，主要靠做幕宾和坐馆为生：康熙九年（1670）入宝应知县孙蕙幕，次年辞职还乡；康熙十二年（1673）始，在本邑王敷政家坐馆；康熙十四年（1675）至唐梦赉家做西宾；康熙十七年（1678）到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次年到本邑大族毕际有家坐馆。康熙二十七年（1688）暮春，在毕家与神韵派领袖王士祯相识。约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才离开毕家还乡，自此过着家居生活，终年七十六岁。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一生创作十分丰富。除《聊斋志异》外，亦能诗、文、词、赋、戏曲，善作俚曲。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词集》。戏曲作品有《闱窘》（附南吕宫[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饭》三种。俚曲有《禳妒咒》、《磨难曲》等十一种，合刊为《聊斋俚曲》。另有《农桑经》、《省身语录》等有关农业、医药等的通俗读物多种。一说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亦为他所作。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他在康熙元年（1662）二十二岁时已开始撰写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春，初次将手稿集结成书，名为《聊斋志异》，高珩作序。此后又屡有增补，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和康熙四十六年，还有少量补作。《聊斋志异》的写作历时四十余年，倾注了蒲松龄大半生心力。它约包括五百篇小说，版本甚多，主要有：雍正间抄本六卷四百八十五篇，题名《异史·聊斋焚余存稿》（1990年中国书店影印本、199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盛伟校释本）、蒲氏手稿本半部四卷二百三十七篇（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影印本）、乾隆十六年铸雪斋抄本十二卷四百七十四篇（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本）、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十六卷四百三十一篇（是目前所存最早刻本，并成为此后通行本之底本）、张友鹤会校会注会评本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等。
蒲松龄一生为举业、衣食所累，其不幸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仕途的黑暗和百姓生活的苦难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蒲松龄自言：“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又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自序》）这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意图就是要通过“志异”来抒写“孤愤”。作者并不希求读者对他笔下的怪异之事信以为真，而是期望读者能够领会他寄寓其中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愤慨。这部小说集的近五百篇作品，除了一些情节简单的笔记小品之外，大部分小说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它们表面上写鬼狐妖魅的故事，实际上影射人间社会，具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
爱情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述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在婚恋问题上的不幸遭遇，赞赏他们冲决封建樊篱的勇敢精神，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理想和人性理想。代表作品有《婴宁》、《青凤》、《莲香》、《连城》、《鸦头》、《瑞云》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角大多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成，她们不虚伪，不矫情，大胆、主动、执着地追求幸福婚姻。《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爱上桑生，使桑生患了重病。忍痛分手后，她“愤不归墓”，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美满姻缘。它与《香玉》、《阿宝》等作品一样，歌颂了一种可以超越生死的真挚爱情。一些小说突破郎才女貌式的传统爱情观，抒写以“知己之爱”为特征的爱情理想。《连城》中的连城与乔生彼此爱慕，不以金钱、门第和才貌为条件，而以两心相知为基础。但其父嫌乔生贫穷，将她许配给盐商之子，致使连城忧愤成疾，命丧黄泉。乔生闻讯后“一痛而绝”，并在地府里苦寻连城。两人重获新生，终结连理。《瑞云》里，贺生与色艺无双的杭州名妓瑞云相爱，尽管意中人后来满面墨痕，“丑状类鬼”，他却依然变卖田产，赎出瑞云，与之成婚。这些恋爱题材的小说融入了作者的知己情结，在探索爱情真谛的道路上比前代作品又有新的突破，初步具有了现代爱情观念的色彩。
官绅批判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最富现实意义。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揭露和批判了人间种种倒行逆施的邪恶势力，把矛头指向封建衙门以及最高统治者。代表作品有《促织》、《红玉》、《梦狼》、《梅女》、《续黄粱》、《窦氏》等。《促织》是一篇力透纸背的作品，它以明代宣德皇帝喜爱斗蟋蟀为背景，反映统治者把个人享乐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乃至生命之上，诚实善良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主人公成名因为要交一只促织，“薄产累尽”，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千辛万苦捕捉到一只俊健的促织，又被天真的儿子失手弄死。儿子因过度惊恐而投井身亡，成名“自昏达曙，目不交睫”，痛不欲生。后来其子化作促织，供帝王嬉戏，才换来父母的安宁。这是人命不如小虫的艺术概括，具有极强的谴责力量。《梦狼》中的官衙，恶狼遍地，“白骨如山”，作者通过一位老翁的梦，深刻地反映现实：“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揭露现实中的贪官蠹役都是吃人血肉的虎狼。《窦氏》写地主南三复诱骗了农家女窦氏，生下孩子后却不承认，将窦氏母子拒之门外，最终“女抱儿坐僵矣”，揭示了统治阶级人物的卑鄙残忍的本性。
科举批判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最能体现作者的“孤愤”之情。作者一生胸怀大志，才华横溢，却久困场屋，落拓失意。他对科场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洞悉其详，对考生的遭遇和心态更有切身感受，写来入木三分。代表作品有《叶生》、《于去恶》、《考弊司》、《司文郎》、《贾奉稚》、《王子安》等。《贾奉稚》中的主人公“才名冠一时”，但不肯对呆板枯燥的“八股作法”俯而就之，“试辄不售”。激愤之余，将若干八股文中的空泛之言、冗长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高度概括了不重真知灼见、只求陈词滥调的科场现实。《司文郎》写学识渊博的王平子名落孙山，文墨不通的余杭生却得以高中，有以鼻代目本领的前朝文章名家变为盲僧，嘲讽黑白颠倒、贤愚不辨的考官：“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多少读书人因此抱恨终生，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作者指出考官的昏庸和贪婪造成了这种不幸，他在《考弊司》中把阴司的学官称为“虚肚鬼王”，在《于去恶》中痛斥试官是瞎了眼的乐正师旷、嗜钱如命的司库和峤。一些作品揭示了热衷功名的封建士子痛苦而又空虚的精神世界，控诉埋没人才的社会现实。《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家道寒微，屡试不售，抱着侥幸心理，疯狂追逐功名，以致神魂颠倒，醉中生幻，在恍惚迷离中体验瞬间的得志，虚妄而又可笑。《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得不到考官赏识，一次次挫败，使他变得“形销骨立，痴若木偶”，终于抑郁而死。
展现民众抗争精神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最具思想价值。作者热情地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代表作品有《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商三官》中商三官的父亲惨死于豪绅手下，年仅十六岁的她伸冤无门，看清了官府本质，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计划，她女扮男装学做优伶，在仇人诞辰的庆典上，亲手将之刺死，然后自缢而亡。《向杲》中向杲的化虎报仇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他哥哥被一个财主打死，官府受贿，其冤屈不得伸张。他在神人的帮助下变成老虎，咬死了仇人。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塑造了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如商三官、梅女、侠女等。
商业题材的小说在《聊斋志异》中很引人注目。作者的出身使他对商人和商业经营活动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尊重和同情商人，真实地表现商人生活，描写商人的精神面貌、思想品德和经商的酸甜苦辣，塑造各类商人，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纷繁、精彩生动的经济生活画面。《黄英》表现了安贫乐道、以利为耻的传统价值观和自强自立、发家致富的商人价值观的矛盾冲突，赞赏勤劳致富的黄英姐弟，肯定建立在自食其力基础上的商业活动。《王成》讲述一个不重视商业信息，不及时把握商机而导致生意亏本的故事，表明作者意识到市场瞬息万变的特点，提出了抢占市场贵在迅速的理念。《小二》塑造了一个女商人形象。小二得心应手地经营着拥有数百人的琉璃厂，“经纪过于男人”。她“善居积”，将商业资本用于产业投资，扩大再生产；她擅长管理艺术，亲自选拔人才，训练员工，严格督查，奖罚严明；她善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先是离开不可久居的“蛇蝎之乡”到“益都之西鄙”开设工厂，致富后给村里贫穷不能自养者本钱经营买卖，以免游手好闲，滋惹是非。作品还通过小二夫妇投资开设琉璃厂，反映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历史真实。此外，作者赞美了许多具有儒家风范的商人，如《金永年》中诚信待客、得神赐一子的金永年，《罗刹海市》中颇具文才、重情重义的马骥，《二商》中不计前嫌、帮助侄儿成家立业的“商姓”弟弟，《张不量》中乐善好施、慷慨济贫的张不量等，作者为这些商人设计了美满幸福的结局。作品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商人对金钱的迷恋和崇拜，勾画出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批判他们在精神道德上的堕落，如《任秀》中见利忘义、侵吞友人财产的申竹亭，《云翠仙》中忘恩负义、欲把妻子卖给娼家的梁有才，《金陵乙》中靠给酒下毒牟取暴利的卖酒人“某乙”，《细侯》中为获得女色使尽阴险手段、甚至不惜置人死地的“富贾”等，这些商人都落得个悲惨结局。
除上述作品外，《聊斋志异》还有不少意境独特的篇章，如《娇娜》展现男女之间真诚的友谊，《画皮》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颜氏》表现女子的才智不亚于男人，《宦娘》赞扬成人之美的品德，《口技》描述民间艺人出神入化的技艺，《贾儿》塑造勇于和恶事物斗争的机智儿童形象，《王者》虚构清平公正的乌托邦社会，《雨钱》、《瞳人语》、《赌符》分别劝人戒贪、戒色、戒赌，等等。
当然，《聊斋志异》也夹杂着一些消极、落后的成分。有的作品或宣扬陈腐的礼教，肯定愚孝、贞节和一夫多妻的封建伦理观，或宣扬鬼神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或流露出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倾向，或掺杂着一些色情描写。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我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它兼采众体之长，吸收历代文言短篇小说、话本小说、史传文学以及唐宋散文的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即用唐人传奇的创作精神和手法来写志怪小说。一方面搜奇记异，广泛采用民间传说；一方面又加以再创作，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内心“孤愤”。因而《聊斋志异》在艺术风格上既有六朝志怪的简括明洁，又兼有唐人传奇的细腻丰赡，在内容的深广度和艺术表现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和传奇。如《骂鸭》写一个偷吃邻居家鸭子的人，浑身长满鸭毛，痛痒难忍，只等丢失鸭子的人骂他才能解除痛苦，偏偏丢鸭子的人很大度，丢了东西从不骂人。故事荒诞离奇，却传达出隽永的讽世意味。《咬鬼》对女鬼出现的情景、某翁的感觉和心理活动等描摹得细致逼真，栩栩如生，在怪异中透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聊斋志异》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现实性和幻想性相结合。一方面，作者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极力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明相间的生活画面反映现实矛盾；另一方面，作者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突出表现其视为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并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这使得该书具有以虚写实、幻中见真的基本特色。如《罗刹海市》描写了一个是非混淆的罗刹国，这里评判人只看外貌，而且美丑颠倒，长得英俊的马俊被视为怪物，变成戴着假面具的骗子，才享受到荣华富贵；而长得丑陋不堪的人则能够顺利地做大官，拥有金钱和权势。这篇充满奇思异想的作品，显然是对当时社会的生动折射，寄寓着作者的揭露和批判之意。
在艺术形象方面，善用多种手法塑造个性鲜明、似幻疑真的人物形象。首先，善于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刻画性格。婴宁、青凤和红玉都是狐狸幻化的，都具有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但婴宁从小远离人寰，涉世不深，故感情纯真、胸无城府、洒脱不羁；青凤在叔父的严格管教下长大，虽向往爱情，却显得娇羞深沉，有时近于胆小懦弱；红玉则饱经风霜，性格刚强而善良，敢作敢为，行侠好义。其次，善于通过精确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者抓住她爱笑、爱花这两个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渲染，表现她天真无邪的性格。一出场，作者就写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笑不可遏”；时而大笑、纵笑、狂笑，时而忍笑、浓笑、憨笑。婴宁走到哪里，哪里就笑声连连，充满生机。婴宁热爱生活，痛恨丑恶行为，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的性格跃然纸上。在规定妇女“笑不露齿”的社会环境里，她的笑无疑是对扼杀生机的封建礼教的极大漠视，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意义。再次，保持了花妖狐魅原物的自然特征，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生趣盎然。如虎精的粗犷（《苗生》），獐子精的异香（《花姑子》），鼠精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的细腰（《绿衣女》）等，许多艺术形象既有人的才智和灵性，又不时显露其原型特征，人物性格特点得以突出，也给读者以形象鲜明的感受。
在情节安排方面，以离奇曲折、富于变化、引人入胜见长。作者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变化无穷，奇幻多姿。如《西湖主》写陈生救了一条猪婆龙，因大风覆舟，误入西湖主园亭，先被问罪，后经鱼婢传词，与西湖主（猪婆龙之女）结为良缘。其间的惊讶、惊喜、惊恐等情感和情节变化，写得变幻无穷，扣人心弦。
《聊斋志异》的语言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虽然用的是文言，但精炼自然，清新活泼，词汇丰富，句法多变，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在人物对话中，还吸收了口语成分，与典雅的文言熔铸在一起，逼真地表现出人物的生态语气，富有生活气息。但有时作品的生僻字和典故用得较多，影响了语言的鲜明和生动。
《阅微草堂笔记》是在《聊斋志异》风行之后，能自创特色的志怪体小说集。作者纪昀（1724—1805），字晓岚，河北献县人。三十一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十余年，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学问渊通，长于考证训诂，能诗文。有《纪文达公遗集》三十二卷、《评〈文心雕龙〉》十卷、《史通削繁》四卷、《镜烟堂十种》等。
《阅微草堂笔记》是他晚年抒发情怀、寄寓劝谕或讽刺之意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全书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等五种，凡一千一百九十六则。约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起陆续写成，前后历时十年。曾次第刊行，嘉庆三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题《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的小说观很独特，他认为唐代传奇不是小说，白话小说近于杂史。他针对《聊斋志异》中传奇式的志怪小说提出批评，所谓“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以闻见之？又所未解也”。他将小说划归子部，并说：“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纪昀语）传记属于史部，这就撇清小说了与唐代传奇的关系，宋代以降的白话小说更不在此列。他以为小说要有忠厚劝世的意义，应当摒除着眼于男女爱情的笔墨，即小说应“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不摹写才子佳人”，“不绘画横陈”（《滦阳续录·跋》）。可见他所认为的小说，是以叙述性为基点，大体保持与史家的一致性；在不违背情理的基础上，可以有适度的虚构；不以详尽摹画男女情事为要，应当寄寓健康的人生哲理，有益于世道人心。按照这样的宗旨撰着的《阅微草堂笔记》因此更接近于古代笔记杂录的风格，而丧失了《聊斋志异》那种文学精神和艺术境界。
《阅微草堂笔记》大多取材于《山海经》、《列子》、《搜神记》等小说集里的故事，内容以鬼狐神怪为多。作者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以“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姑妄听之·自序》）为主旨，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做人之理和文学观念，既自觉地宣扬封建道德，鼓吹因果报应，又以写实的手法，借狐鬼神妖抨击社会丑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
抨击宋明理学的流弊、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该作最精彩的内容。如卷二十三有一则写某公以气节严正自许，曾以小奴配小婢，又因两人偶然相遇笑语，即斥为“淫奔”，“杖则几殆”，致使这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斥责了宋明理学固持一理、食古不化、以理杀人的痼疾。又如卷十六有一则叙述某讲学者，平常用严苛的礼法约束生徒，生徒苦不堪言。一天晚上，他遇见一个自称狐女的美人，“因相燕昵”。天亮时，他担心生徒看到，便催促狐女出去。狐女却说自己有“隐形”的本领，不用急于离开。等到生徒到齐时，她披衣出来，说自己是生徒们花钱派来的艺妓，当场揭开了讲学者的虚伪面纱，暴露出他的肮脏灵魂，笔法非常辛辣。
揭露官场的污浊、反映民间的疾苦是该作富有认识意义的内容。如卷六中的一则记录了一个鬼魂的话：“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揭示了人间、冥界的官场争权夺利、腐败成风、不得安宁的弊端，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官场的本质。又如卷二有一则记载明代末年，河南、山东发生灾荒，达到“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的地步。有人公然贩卖妇女幼孩，以作充饥之物，称为“菜人”。一些肉铺、酒肆的屠户、老板像屠宰牲畜似的肢解活人出售，“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社会图景。
讽刺世风浇薄、戳穿鬼蜮伎俩是该作体现作者魄力的内容。作者在法纪最严的时代，敢于大胆揭露社会生活中荒谬的习俗、人情的冷暖、丑恶的人事，宣泄内心愤世嫉俗的情绪，是难能可贵的。如卷二十一的一则描写京师某人在云南做县令，亲友闻之，即刻前来巴结，甚至愿意让子女联姻。后来谣传某令已死，这些亲友就变成陌路之人，僮仆也都各奔东西。一时间，某令家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不久得知某令未死，亲友们又相互来往，过从甚密。作者通过鲜明的对比针砭时弊，慨叹世情的险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又如卷八有一则故事，讲述景城的姜三莽不但不怕鬼，而且声言要像宗定伯那样“唾使变羊”，以供酒肉之资。“于是夜夜荷梃执行绳，潜行墟墓间”，或在“素称有鬼之处，佯醉寝以诱致之”，一月有余，竟未能遇见鬼。原来“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兴妖作祟、扰世害民的鬼在坚信“鬼可缚”的姜三莽面前无计可施，只能避之不及。这类含意深刻、启人心智的不怕鬼的故事，在作品中为数不少。
《阅微草堂笔记》在艺术上也有特色。纪昀有意追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技巧，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道：“隽思妙语，时足解颐，……叙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篇幅短小，叙事简要，议论精当。作者记录见闻往往不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对人物、情节作精细的描绘或铺张渲染，大多以简短的数百字略陈梗概，粗笔勾勒，即事见理，兼擅议论。叙述简雅，说理精微，既饶有情致，又耐人寻味。整体看来，剪裁得当，章法谨严，入情入理，体现了一个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修养深厚的文学大家的功底。
第二，语言质朴，行文洒脱，风格简淡典雅。作者叙事写人、绘景状物，自然平实，简洁流畅，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假思索，随兴所至，命笔爽快，实际上是字斟句酌，暗藏机锋，饱涵情韵，别具笔记神采。如卷十七有一则讲述刘寅与某女相爱至深，某女死后来探望刘寅：
是夕，（寅）灯下独坐，悒悒不宁。忽闻窗外啜泣声，问之不应，而泣不已。固问之，仿佛似答一“我”字。刘生顿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来生相聚可也。”语讫，遂寂。后刘生亦夭死。
叙事简洁明净，别无旁支，却累叠曲折，摇曳多姿；抒情不动声色，平淡冷静，却如闻其声，悲怆感人。这种简洁老练、信笔挥洒、充满灵性的格调，充分体现了作者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力和雍容淡雅的创作风格。
应该指出的是，纪昀的小说观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体的复古退化倾向，与《聊斋志异》相比，它更显示出杂记散文而非小说的优势。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侧重记事以明理，议论颇多，铺陈与文饰偏少，导致它的故事情节较为平淡而缺乏波澜，不易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缺乏《聊斋志异》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所以，《阅微草堂笔记》的多数作品只能算是杂记或小说的素材，其学术价值要高于其文学价值。但是，它问世以后，在文人学者中广泛流传，形成了与《聊斋志异》齐名对峙的局面，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蔡元培为《阅微草堂笔记》作序时所言：“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评价则非常客观：《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