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神录》简介|鉴赏

志怪小说集。五代徐铉撰。徐铉原为南唐吏部尚书，宋灭南唐，徐铉与后主李煜一起来到北方，封为太子率更令。《郡斋读书志》载其序说“自乙未岁(公元935年)至乙卯(公元955年)凡二十年中，仅得百五十事”。可见此书撰成于入宋之前。书中后唐同光以前，都记年号，从后唐明宗建国之后，只记甲子。称南唐为江南，称南唐官员为伪官，说明作者入宋之后，又将其书所用的称呼年号作了修改。《直斋书录解题》言此书有十卷之多。但今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六卷，载故事一百七十四则。 《太平广记》录入二百二十一则。《枫窗小牍》说：宋太宗命令儒臣编修《太平广记》，徐铉是编者之一。他在徵得李昉的同意后，将其《稽神录》全部收入《太平广记》。《郡斋读志志》所载序言及一百五十则之数，是公元955年徐铉未入宋时《稽神录》初稿的序言和条款。徐铉入宋之后，对此书进行了修改，同时不断辑入新的故事。《太平广记》的编撰开始于公元977年，完成于983年。此距《稽神录》初稿编撰时间已有二十八年之久，所以由一百五十则增加到二百二十一则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少数伪作窜入，但经徐铉亲手编修的《太平广记》，应当视为最完整、可靠的版本。后来的几种拾遗本，都是从《太平广记》中辑佚成的。 《郡斋读书志》还说：“杨大年云： ‘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 馆于门下。 《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宋史·徐铉传》也因袭了这种说法。但又说：“铉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所请”。徐铉是当时的公卿名门如此，喜爱神怪之癖想必是人人皆知，况且向他提供材料还能得到一些好处，可以想见当时进献之人一定不少。 《稽神录》中载有蒯亮所说的两则故事，其余二百余篇却未言及。《四库全书总目》说：“赵与时《宾退录》备载洪迈《夷坚志》诸序，称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铉《稽神录》，辨《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其说必有所考，今不得见之矣”。可见古人对此说早持否定态度。而且今据内容分析， 《稽神录》中情节相似的故事很多，这正是广泛徵集而出现的雷同。

《稽神录》是五代末年、北宋初年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志怪小说。全书均记鬼怪灵异之事，充斥因果报应，图谶灵验的迷信思想，内容荒诞。徐铉身为当时颇有名望的士大夫，尚且如此热衷记录这类怪异之事，可见当时道、佛教思想的流行和对神仙方术的迷信与追求。

通过灵鬼怪异的表象，我们可以从中窥测到它所折射而出的某些社会现实。 《法曹吏》、《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陈勋》、《钟遵》等篇，都是写冤鬼的。他们之中，有僧人、强盗、武将、小吏、妇女、几乎代表了整个中下社会阶层各种人士。这些人正直、善良，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各种原因，被贪官污吏陷害死去。这些冤狱的形成，正反映了当时官吏草菅人命的黑暗政治。 《陈勋》写建阳县录事陈勋，性情刚直，被县吏十人诬陷至死，冤魂竟手持长剑，冲进衙门，一连诛杀了八个仇人。其后阴魂还常常显灵，护佑乡亲。乡人为他立祠，称之为陈君庙。与所有冤魂索命的故事一样，陈勋同样是一个复仇者。但与其不同的是，他手持武器，冲进官府，仗剑复仇，颇带有官逼民反的起义色彩。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被压迫者对黑暗政治的激烈反抗。故事最后乡人建祠祭祀他，正是反映了对陈勋这种反抗行动高度赞许的社会心理。《王建封》、《吕师造》两则故事，同样集中体现了人民的反恶抗暴的意识。前者写江南军使王建封骄奢淫逸，欺凌民众。一天见一老妪带着一青年女子在街头乞食，母女俩冻饿不堪，衣服褴缕。王见其青年女子姿色殊美，顿起淫荡之心，可他为母女俩更换新衣时，脱下的破烂衣服在地上化为一滩滩凝血。故事的本身是荒诞离奇的，但却在极有限的篇幅中，把统治者的荒淫享乐与劳苦大众的痛苦乞食生活组合在一个画面里，两相对比，使这个画面本身就具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深思。 《吕师造》写池州刺史吕师造搜刮民财，贪婪无厌。后女儿出嫁，嫁妆异常丰富，但遇一癫狂道士，将其一船嫁妆烧得干干净净，道士也随即失踪。故事含有惩恶劝善的意味，但也曲折地再现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僧珉楚》写法云寺和尚珉楚之友章某，死后成为“掠剩鬼”。此鬼专门掠夺吏人贾贩多收的利息。章某告诉珉楚，如今“掠剩鬼”满街皆是。今天看来，故事的作者无疑是想借此警告那些贪心的官吏贾贩，聚敛过多也是枉然，自有“掠剩鬼”掠夺而去。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故事，恐怕与贪鄙的世风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鬼，并非是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厉鬼，多是通情达理，与人和睦相处的善类。《田达诚》写一才鬼，因鬼宅被洪水冲毁，借居田达诚家。才鬼能吟诗作赋，且写得一手劲健柳体。人鬼同室相处，相安无碍，成为莫逆之交。《广陵贾人》写一商人，贩运一船家具到建康城，途中遇一鬼船，将其家具全部搬走，但商人回到家中，鬼早已派人送上钱款。《徐彦成》也是写人与鬼做生意，这些鬼讲义气，重感情，买卖公平，很有人情味。《王攀》写高邮县医工王攀，酒醉迷途，投宿鬼宅，天明鬼护送回家，路上每遇难行之处，鬼以手捧足而过，王攀解衣相授，鬼坚决不收，告辞而去。作者把这些鬼写得如此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而不要报酬，正是有意与人世间那种虚伪紧张的人事关系形成对照。对鬼的赞扬与歌颂，正是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否定。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稽神录》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内容上没有脱出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窠臼，而且宗教的说教色彩很浓。艺术上也远不及唐人传奇描绘细腻，形象鲜明。正如鲁迅所言：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 (《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