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皋广志》简介|鉴赏

笔记小说集。清徐芳(顺治康熙间人)撰，参见附录小传。一卷，四十六篇，约成书于康熙(1662—1722)前期。有《昭代丛书》本，见丁集新编卷十七。

杨复吉在道光十五年(1835)为本书所写的跋语指出：唐人段成式撰有《诺皋记》 (见其《酉阳杂俎》一书)， “诺皋”为六甲神名，做为书名表明了此书的志怪性质。本书即是《诺皋记》的续作。又说： “其中罗列可喜可愕之事，足以新人耳目，而末缀议论，复多旁见侧出，迥不犹人。惟侈谈因果，辞不雅驯者尚多为微嫌耳。”大体上说明了本书的性质和优缺点。本书实以寓言寄托为主，与前人的志怪作品很不相同。所谓议论的“旁见侧出”，是指作者(自称“愚山子曰”)往往对一个故事的意象作多种理解，指出其多重含意，而又往往以社会政治批判为“眼”。《雷州盗》篇写一“强盗”冒充太守，到任后境内大治，黎民安堵，后事败被杀。作者借此大发议论，似在为“强盗”开脱，但其真正意图是要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员才是真正的强盗。这个故事后来还被搬上舞台，闽剧《炼印》就是由这一类故事演化而成的。 《峄蒲》篇写峄县某地产蒲，味极香美，被视为珍馔。因而引得远道商人也前来贩运，当地人也便大肆采摘。有一天香蒲向人托梦说： “君辈搜求太苦，我将徙去，不复居此。”从此香蒲绝种。作者在评论中，引述了东汉合浦太守孟尝因为清廉而使那些躲避赃官的珠蚌返回了原处的故事，而加以发挥。还说，香蒲似乎比珠蚌还有神性，好象更懂得“冥鸿厨鹿” (即为避祸而隐遁之意)的道理，但它们果真能寻找到桃花之源、徐福之岛吗?言下之意是说，它们并非隐遁而去，实际上是被灭绝了。这里行文虽然曲曲折折，但笔锋所向始终没有离开贪官污吏，并写出了黎民百姓无处安居的痛苦境遇。题目虽小，含意重大。 《换心》篇是一个通过换心的方法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故事。作者先就事论事地发了一通议论，然后笔锋一转，慨叹地说： “今天下之心，可换者多矣!安得一一捽其胸剖之：易其残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奸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接着又说，这样恐怕神人就要应接不暇、力不胜任了。又进一层说，当今天下人的心都坏了，又到那里去找仁心、廉心、忠心、直心呢?想换也无法换了。这里又归结为一种极为愤慨的社会政治批判。只要不死扣字面，是可以理解作者的用心的。

作者本是明代遗民，某些篇章还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民族反抗意识。本书第一篇题为《鹳复仇》，情节与杜甫的《义鹘行》一诗相似。写一条巨蛇吞食了鹳雏并强占其巢穴。结果群鹳纷集，并请来了一个“色赤如火”的神鸟将蛇杀死。在议论中，作者先说物类也懂得讲义气，又说强力终归是不可恃的。但作者之意，还不仅此，从“色赤如火”的神鸟及故事的整个意象，还可以使人别有所悟。 《化虎》篇说，年来各地都有人而化虎的事件发生，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帝所役，以襄戈镝所不及”。还有人认为是“猛思后魄激郁而化”。这里隐指明末清初所发生的阶级大搏斗和民族大悲剧，在一些人心灵中留下的伤痕和郁积成的愤懑。文后又有一番议论，最后说，难道“年来气数之变，虽负恩之大，至于戕贼其父，帝亦恣其所为而不问也耶?则非予之所敢知也。”其故国之思、君父之念更为显豁。 《义犬》篇写义犬为主复仇的故事。在评论中，作者盛赞义犬机智多谋，善于成事。说这“是荆轲、聂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让之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这里所举都是救亡复仇的历史故事。最后又说： “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从此临天下事，何事弗办焉?予既悲客(因客已死)，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而胜人也。”这是亡国之人的慨叹，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情感。由此可以看出，本书作者的各种著述及选录本书某些篇章的《虞初新志》，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而不得流传，绝不是偶然的。

《李卓吾让骂者》写一个浅薄书生对李卓吾不恭，在梦中遇到李的斥责，醒后马上改变了态度。作者评论说， “生何前倨而后恭也。或曰：卓老生平骂人，死乃不许人骂，可谓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之胸与眼者，骂卓老可也。世之骂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谓子何人斯者也。”作者的思辨很机敏，意思是说，卓老站在正确的、进步的立场上骂人，那就骂得好;有人站在错误的、反动的立场上骂人，那就是浅薄无耻之辈。这话也可以看做本书的注脚。李卓吾是明末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作者无保留地支持李卓吾，表明了作者的进步倾向。

本书寓意深刻，文字优美，描写也常能传神。下面是《雪莲》中的一段：

己卯冬，揭子子宣读书近地，雪霁，偶登是山(山名刘季尖，在平西)，山深冻结，竹树草苇，皆玉枝瑶干，弥漫一色。子宣酣不能已，遂独步跻峰顶。至则古殿深扃，閴无人迹，两扉薄冰笼罩，对对作梅花斑点，高低疏密，排必极称。其屋瓦四周皆是莲花密布，每一花片长可四五寸，轻痕软绉，如池中新摘，香腻犹润。一花之上，以次更亚一花，净艳陆离，垂向檐头，长竟可盈尺。周回顾望，雪屋一区，直是一大莲花瓣。

这并非抒情小品，而是寓意文中的一段，意在说明，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而人的眼界是极为有限的。如前所说，本书虽然也有些鬼神迷信的内容，但大多数作品是寄寓作者的讽世之意和哲理思考的，因此，这是一部寓言性的志怪小说。象《耳书》、 《麈馀》等作品一样，本书也是由明代非文学的志怪小说向清代文学性的寓言小说转化的一个中间环节，在文言小说史上有承前启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