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声》简介|鉴赏

政治小说，二卷三十六回。姬文著。初载《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七十二期，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一月至三十二年(1906)三月出版，共刊二十五回，未完。标“实业小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二卷三十六回。

《市声》是晚清仅有的一部以商界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上海商界为背景，略带夸张但不失真实地记录了一群大小商人的活动，有豪富大老板，有买办，有掮客，有小商品经营者，有伙计等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小说亦反映出晚清商界在茶、丝等中国传统商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日渐萧条的情景，褒扬了有志之士欲振兴民族工业，创实业、办学校、学工艺的豪举，谴责了买办的投机取巧、中饱私囊以及掮客的无耻欺骗、尔虞我诈的工商界种种卑鄙龌龊。从中可以看到洋务运动后中国商人在摆脱传统的小商品经济思想、面向现代化商品社会进发过程中的种种挣扎和努力。小说为研究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社会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历史资料。

小说中的华达泉、李伯正、范慕蠡、欧鳌、邝豫中等代表了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他们富有爱国思想，热心于创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华达泉开厂折本，意识到培养技术工人的必要，光凭经济是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抗衡的， 回家想办商务学堂(第一回);李伯正不惜资本，购置外国机器，创现代化厂房，办学堂训练工人，想“纺织各种新奇花样丝绸之类，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他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我这吃本国人的亏，却教本国人不吃外国人的亏，我就不算吃亏了”(第六回);欧鳌、邝豫中想办茶业公司，“学印度的法子”，用机器制茶，“挽回利权”(第五回)。但结果都事业无成。中国以往的商人，赚得了几文钱，都用来购置房产地皮以遗子孙，或捐官荣祖耀宗，或狂嫖乱赌，或守财终身，而李伯正这批商人从洋务运动中得到新生，努力摆脱中国以往商贾的道路，把积赚的钱投入现代化的扩大再生产，他们已具有初步的现代商品经济思想。

小说还塑造了一些反面形象，着力刻画了以钱伯廉、汪步青为代表的一大批奸商猾贾在振兴民族工业的幌子下，欺下瞒上，投机倒把，中饱私囊，挖空了民族工业的墙脚。汪步青是个地皮掮客，花七千多两银子捐了个假官照，白白被人戏弄一场，落得个人财两空(第二十三回)。比起汪步青来，钱伯廉具有现代商品经济的头脑，买空卖空以外，对厂房设计的看法也较科学，他赞扬李伯正“除非不做事，做了便须根牢固实，百不肯将就些儿，我看这人的商务总要发达的”(第十二回)。但无赖的出身使他毫无正义感，私欲膨涨，只知钻营，贪图个人的眼前利益。钱伯廉是资本主义渗透中国商品经济后的产物，这个人物具有现代意义。汪步青则是个过时落伍者，所以作者对其极尽揶揄嘲弄之能事，而对钱伯廉只是骂其无耻而已!被人骂总比被人笑好。

小说还写了一些小商品经营者，一些小老板及伙计。小老板的死循陈规，伙计的欺下瞒上、中饱私囊，都揭露得恰到好处。第十七回写了一个以挑外国领事馆大粪为业的小老板阿大利如何发财，如何被人愚弄，如何被人拉下水嫖妓，又如何的怕老婆粪太太，故事十分滑稽，文笔也见得诙谐。从这个小插曲里可以看到商品经济之下万物商品化的程度，生产是那样萧条，商业畸型繁荣，连挑洋人的粪也成了专利、也商品化了。

小说还刻划了一个重要人物刘浩三。刘在外国学过机械，还自制了一台手机织车，一开始为洋务派湖广总督樊云泉赏识，但一夜之间因樊的调职，刘只得困顿流离。后刘到上海，想在李伯正那儿做一番事业，但他的梦想只能随李的失败而破灭。刘与樊云泉幕客何濬甫的一段对话颇为深刻：何道：“也难怪你牢骚，像你这种本事，自该到处争迎，奈中国官商不善办什么公司工厂……”刘道：“我原知道，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倒不如学了法律政治还有做官的指望哩。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民穷财尽，势必至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你想商人赚那几个钱，都是赚本国人的，不过贩运罢了，怎及得来人家工业发达、制造品多，工商互相为用呢?难道中国的官商就悟不到?不肯望大处算计么?”何道：“不是悟不到，只为中国人的性质是自己顾自己的。官商有现成的钱赚了且赚了再说。俏然大张旗鼓兴什么工业，开什么工厂，弄得不好倒折了本，不是两下没利么?”刘道：“……至于那些自己顾自己的，总是他的性质、习惯使然。只盼社会改良这种性质， 自然会大家变换的。譬如国家奖工艺，或是优于出身，或是给凭专利，自然学的人多了就不患没人精工艺。既有人精工艺， 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争胜，外洋人都来采办起来，工人也值钱了，商人也比从前多赚了，海军也有饷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强国的了。”(第十四回)

刘浩三是中国近代第一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科技知识分子，但政治腐败，刘终有绝技，也难有用武之地，刘的遭遇，是旧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刘这样一个科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是这部小说的创造。

从单纯艺术角度看，小说结构松散，枝蔓较多，缺乏贯穿。从现在的眼光看，仍不失为是一部很有意义的纪实性报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