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游记》简介|鉴赏
清代白话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续书之一，四十回。不题撰人，仅署“天花才子评点”。关于本书的作者，说法不一，有说即吴承恩作，见吴玉瑨《山阳志遗》卷四，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有说为梅子和作，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按语引清袁文典《滇南诗略》，谓《续西游记》“与梅子和《后西游记》别是一种”。今按此书刘廷玑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曾论及，创作年代最早亦在明末，最迟在康熙年间，不可能出吴承恩手，是否为梅子和作，证据尚不足，姑存疑。天花才子姓名与生平亦不详。今存最早刊本为本衙藏板本，其后尚有贵文堂、务本堂藏板、金阊书业堂、大文堂藏板、会元堂藏板等刊本，现有春风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校点本。
作品以《西游记》之后篇名义出现。述唐僧取经后二百余年之唐宪宗期间。由于皇帝“听信奸佞”， “既好神仙， 又崇佛教”，而世俗僧人，已“不识那清静无为、善世度民之妙理，却只以祸福果报聚敛施财，庄严外象，耸惑愚民”，使当年历尽劫难取经归来的玄奘师徒极为惊诧和寒心，把这一切禀报如来，如来说，这是因为， “昔年传经时，因合藏数， 时日迫促，不及令汝将真解一并流传。故以讹传讹，渐渐失真。”如果想要挽救这一颓势，即“必须仍如求经故事，访一善信”，复到如来处“求取真解，永传东土，以解真经。使邪魔外道，一归于正。”(五回)由此，遂有唐半偈(大颠和尚)率小行者、猪一戒和小沙弥师徒四人重赴灵山，求取真解而归的故事，这便是《后西游》的梗概。这师徒四人除唐半偈和《西游记》中的玄奘没有直接关联外，其余三人皆与老一代取经的三位徒弟有着或此或彼的关系。比如小行者也是生于石中，为孙悟空“嫡派子孙”，且得悟空金箍棒与诸多法力。猪一戒为八戒随师取经后高翠兰所生之子，小沙弥亦为沙和尚门徒，奉师命特来护卫唐半偈求取真解。就这样，历尽艰险，取得真解，皆成正果，全书亦终。
《西游记》中宣扬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后西游》的作者则属于儒、释混同论者，却又有着独自的特色。作者认为： “文字不拘儒、释、玄，但能有补即真诠。”在他看来，不要拘泥于三教的文字表面，而要看它能否有补于国计民生，这种认识，应该说是较开明的。即如对儒、释二家，他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他们各有优劣， 未可偏废。认为“儒、释从来各一家，儒有儒之正，儒有儒之邪;释有释之得，释有释之差。大家各不掩瑜瑕。你也莫毁我，我也莫誉他。”所以，他认为儒家“虽是孔仲尼治世的道法，但立论有些迂阔。” “衣冠礼乐，颇有可观。只是其人习学诗书，专会咬文嚼字。外虽仁义，内实奸贪。”这是对封建社会中以儒家诗书礼乐起家而窃取了高位者的深刻揭露。同时，也在本书中对受儒家思想毒害而成为酸腐迂阔、虚伪荏弱的小儒的可怜与可鄙也予以生动的刻划与鞭挞。对于佛教，尽管本书的主旨在于写“求取真解以解真经”，但对于佛徒的末流，即所谓装僧们的邪门外道、愚弄百姓的罪恶行径的深刻揭露，是全书故事的奠基石，这便不难看出，作者对佛教依然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是作者思想值得重视的首要一面。
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揭露除了上述诸方面外，还有着较为广泛的抨击面。比如，封建统治者一贯用来愚弄人民的因果报应与祸福寿夭等论调，在本书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揭露。书中对“前世冤业，今生注报”的谬说，借小行者的质问提出发人深省的针砭，他说： “若说今世无冤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解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恶之不爽，则前世之冤愆终消不尽。况前世又有前世，后世也有后世，似这等前后牵连，致使贤子孙终世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则在上者之善恶昭然不爽，在下者之善恶有屈无伸矣。恐是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不足以开舞文玩法之端乎?”对于寿夭本于善恶的谬论，书中也借小行者对秦广王的质问予以深刻的揭斥。他说： “若是……人之生死，皆有定数，这不叫作寿夭本于善恶，特是善恶本于寿夭了。若果如此，则善人不足敬，恶人不足惩。”因为凡人在“未生时，善恶尚未见端”，北斗星君就先注定其寿夭， “既先注定了”，则所谓因恶折寿者的“这段恶业，皆北斗星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他又发现了所谓公正的阴曹更是弄私舞弊的场所，他把阴曹“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的对联改为“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这是何等的辛辣与大胆!又如对当时以科举起家窃踞高位的大僚们的罪行以“文明天王”为典型予以刻划，说他既以文压人，又以财压人，穷书生即使拿得动文笔，却拿不动金锭，则只有受人欺凌而无可奈何的了!这些，都是本书中值得肯定的思想。
本书的写作技巧皆谓其不如《西游记》，但也应作具体分析。有些人物和场面的描写并不比《西游记》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说它比起《西游记》 “行文造事并逊”，未必切当。清初刘廷玑是第一个评论此书的人，他在《在园杂志》里对续书大加贬斥，唯独认为“《后西游记》虽不能媲美于前，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若《续西游》则成狗尾矣。”诚然。在文风上，本书的俏皮和幽默，确乎是极具特色的。
书前有《序》一篇，孙楷弟先生谓为无名氏作。但从内容看，当为作者自序。试看“大事因缘，谓不信请质灵山;真诚造就，如涉诬愿沉阿鼻”，便可证实。
书中的大颠和尚， 史有其人。且与韩愈有过联系。韩集有《与大颠师书》三通，宋人亦有疑为伪托者。但据乾隆《潮州府志》中《大颠传略》记载了他确与韩愈相识。故书中亦论及韩愈谏佛骨事以及与大颠之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