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随笔》简介|鉴赏
杂记，中有一部分小说。清汪景琪(1672—1725)撰，参见附录小传。全名《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因此书是作者被杀的主要罪证，一直封锢在皇宫懋勤殿内，直至一九三六年才有印本流传。又因下卷内容更为尖锐，不知何时被毁，仅存《功臣不可为》全文及《程如丝贪横》片段。现全书共存三十六篇及附录诗歌若干首。
作者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颇有血性的人，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腐败吏治颇多不满， “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反对那种旨在明哲保身的无关痛痒的呓语浮词。本书序言称：书中“议论偏颇，则性情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可见这是一部秉笔直书、抒写愤懑之作。
对上自皇帝，下至百官以及作者本人的恶德和缪误，本书都敢于直言不讳。 《忠臣不可为》篇揭露猜忌刚愎之主在取得成功之后，大杀功臣的心理依据和残暴行为。 《程如丝贪横》等篇则更具体地指摘清朝皇帝的昏眊和朝政的荒谬之处。因而，雍正看后不禁大怒，认为实属大逆不道，着将作者立斩枭示。 《高文恪公》、 《西安吏治》等篇，对朝臣的结党倾轧、官吏的贪赃枉法也做了无情的举发。作者用事实表明，大学士明珠、大学士徐乾学、尚书索额图、侍郎高士奇等人，都是一些结党营私、贪墨不法、朝秦暮楚、寡廉鲜耻之徒。 《西安吏治》写道，数十年来，陕西省的督抚藩臬等独当方面的文武大员，都由满人独占。这些人目不识丁，不问政事，惟以刻剥聚敛为恒舞酣歌之计。上行下效，下属满汉官员也无不加征杂派，吞没帑银，以图讨好上司，并维持他们自己的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贪官污吏造成的灾难，更甚于水早灾害，以致一再激起民变。作者对人民被逼造反是同情的，曾一再指出，民“聚众为变，皆有司之自取”。 《红石村》等篇写作者的见闻，形象地反映了山西南部人民造反的某些情形。作者首先指出，这里的人民“至今温恭克让，好谋而深，和而不怒，此尧之遗风也。”并以“生女如嫦娥”著称于世。但是，由于有司的横征暴敛，人民无以为生，连这样的妇女也铤而走险，变成了神出鬼没的“强盗”。作者以亲身经历表明，这些女“强盗”都是善良美好的，她们渴望能有一种安居乐业、家人团聚的正常生活，即使被逼造反也不危害普通群众和守法官员。作者对自己的狂傲不羁、喜好狭邪等弱点也毫不隐讳，并多次在文中深自反省。作者所赞赏的、颂扬的是那些注重气节、当仁不让、心怀天下的人们，这些人与贪官污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在《詹事雨》、 《狐魅畏节妇》等文中有清楚的表现。通过这一系列直言不讳、互相对照的描写，作者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憎情感和思想倾向。
本书是作者在取道河北、山西前往陕西投奔年羹尧幕府的途中，将自己路之所经、 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随手札记而成的。虽属笔记性质，但不少故事写得委宛细致、 情节生动、人物传神，有较强的小说性。象《红石村》、《步光山传》等篇，堪称为文言小说的上乘之作。作为文言小说， 《西征随笔》不虚美、不隐恶的现实主义精神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做为年羹尧的一个幕僚，竟不回避年羹尧放任他的部下残暴地烧杀淫掠西北少数民族人民这一历史事实，反而赞扬被淫掠的少数民族女子宁死不屈的抗暴精神。 《桌子山番人》是记述藏民反抗官兵的情形的， 《儒林外史》也写了这一事件。本书敢于坦率地承认，这些藏民本是“顺民”，只因官兵长期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烧杀淫掠，才把他们逼上绝路的，由于官兵的残酷镇压，他们的结局也十分悲惨。 《儒林外史》则说，藏民的暴动是因民间买卖不公引起的，官兵讨平之后，还在这里实行了“礼乐兵农”的抚民政策，建立了犹如“世外桃源”一样的新生活。当然， 《儒林外史》这样写也自有其具体原因，但就其真实性来说，就显得大为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