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这个词调，顾名思义，其创制之始，当因辞咏江城之事而得名。此调流传下来的较早的作品，有后晋和凝所撰五首，前蜀韦庄所撰二首，但都是爱情词，似非创调之作。欧阳炯这首词时代稍晚于上举和、韦二氏所撰，却咏曲名本意，所咏者乃扬子江畔之古城金陵。作者系蜀人，历仕于前蜀、后唐、后蜀和北宋，而金陵在五代十国时期则先后是吴、南唐的领地，他卒于公元961年，其时南唐尚未被北宋吞并，因此，他似乎不大可能到过金陵(除非他曾作为所仕国的外交官员出使吴或南唐)。也就是说，本篇当系纯然游丸于“虚”的神游之什。

金陵，即今江苏南京。战国时，楚威王灭越，始置金陵邑。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定都于此，名建业。晋时改名建康。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均以此为都城。上述五朝含三国吴，史家并称“六代”。这六代，东吴历时43年，东晋历时103年，宋历时59年，齐历时23年，梁历时55年，陈历时32年，在历史舞台上，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其统治者率多苟且偷安、醉生梦死之辈，他们镇日沉酣于醇酒、美人之中，全不把内忧外患放在心上，一旦祸起萧墙或烽警边场，往往糊里糊涂地便丢了江山。一切豪华浮艳，转瞬间都化作过眼烟云，徒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感喟。故自唐代起，六朝兴亡的故事就成了怀古诗句中长咏不衰的习见素材。本篇亦其一例。

词人落笔便将六代古都金陵置放在一个寥廓而苍凉的艺术境界之中。红日西沉，馀霞成绮，江城寂寂，岸草凄迷。这景象是美的，但美得令人怅惘，恰如唐人李商隐《乐游原》诗之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正象征着六朝的繁华而没落。词境与史的轨迹，情韵一揆，融合无垠。

早在词人之前一千几百年，春秋末期的哲人孔子，曾经佇立于某一条大河的此岸，对着滔滔而去的流水感叹时光的一去不复返：“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从此，逝水流川就成了时间长河的代名辞。欧词“水无情”以下三句，引喻略同。岁月之无情，一如流水之无情，昔日六代之繁华，于不知不觉中追随着长江逝水的拍拍波声，永远消失在了历史流程的天涯，不可逆转，不可复追。只十许字，便说尽六朝三百一十五年事，何其凝炼，何其概括！而仅仅借助一个比喻，即将无形的时间推移形象地展示在读者的视野中，其艺术表现力又是何等的神妙！

然而其高明之处犹不止于此。最后三句，愈出愈奇了。姑苏台，故址在今江苏苏洲西南的姑苏山上，相传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参见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袁康、吴平《越绝书·越绝内经九术》)。建台工程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致使吴国民不聊生。西子，即西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偕夫人入吴为贱隶，三年始得归越。他誓欲报仇雪恨，闻夫差淫而好色，乃献国中苧萝山美女西施，阴谋惑乱吴王，坏其朝政(其事亦见《吴越春秋》及《越绝书》)。按吴王夫差即位之初，厉精图治，一战破越，称雄于东南；既胜而骄，耽于享乐，建姑苏台，宠幸西施，且拒绝谏争，杀害忠良，又不自量力，大举用兵，北向与齐、晋等列强争霸中原，终因勾践乘虚而入，兵败自杀，国家覆亡。欧词结尾，即用这段史实以与六朝之事相对照。乍一读来，不免有人会摇头：对大江石城而感喟六朝事，却横空牵入吴越旧春秋，岂不是走题了？然而再三吟味，我们便会发现，它字字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字字在人情理之中：吴越兴亡，六朝陵替，虽然时隔千年，但其间的历史教训则是相同的——有国而骄奢淫逸，其不倾覆者也鲜矣！正是这样一个逻辑联系，使得词人有充足的理由将被此悬绝的两段史实扯到一起来加以比勘。又，江城金陵，高台姑苏，虽然地隔百里，但日落西陬，月上东山，苏州在金陵东，那一轮明月可不就是从苏州的方向冉冉升起，西来俯鉴江城的么？词人构思，盖由此想出，自有脉络可寻，编排十分周密，并非不讲文气，如野马脱缰似地疯跑。更有妙者，两段史实的比照丝毫不着痕迹，是用了一种极空灵的表现手法来完成的。中天朗月，本极娴静超脱，而一经被词人限定在“姑苏台上”，形容成“如西子镜”，她便无可奈何地负载了那个远在百里之外，亡达千年之久的古吴国的全部艳史和恨史。于是她的“照江城”，俨然有了以古吴鉴六朝的意味。也就是说，她在履行自然规律赋予她的职责的同时，捎带着办妥了词人托付的任务——对一项重要历史法则的印证。

唐人刘梦得有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这是单纯的金陵怀古。李太白亦有诗云：“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览古》)这是单纯的姑苏怀古。欧阳炯此词，妙就妙在一矢啸天，贯穿双鹄，兼二者而有之。你看他一笔拓开了多么广大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不谓之奇作，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