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编辑室的风波》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李劼人
《日日报》的编辑室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的某条街中。这省会有五十多万人口，每日吃的米麦菜蔬，鸡鸭鱼肉，是很多的，独于《日日报》的销数在本城中经过了七八年，依然还只千余份。
有人说，这城里的人因为吃得太多太好，一个个都有肠肥脑满的样子，所以无须再拿眼睛来当口，再拿《日日报》来当粮食，再拿头脑来当肚腹了；又有人说，并不是人家的头脑不想容纳《日日报》，只怪《日日报》太缺少滋养料，差不多同芜菁一样，惟有肚腹饿到十二万分的饥人才不得已而欢迎它。这话倒也有理由，我们只消走进《日日报》的编辑室，就知道一切了。
表现《日日报》资格的所在，除了印字的模糊，和报眉上几千几百几十号的数字外，最确切的还是要算编辑室里的蛛网尘埃，与夫到处堆积的上海北京等处被剪裁以后的废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赵先生每每于对客的言谈中慨然说道：“怎么能得一得机会把这编辑室好好的整理得像个样子！”然而一直到《日日报》被封之前，这机会竟不曾来。
《日日报》被封的前两三月，已经恶耗迭传。总编辑赵先生一天又向编辑本省新闻的周先生嘱咐说：“周先生，我们以后恐怕更要谨慎些才好！许多人向我说，我们近来的报上对于那有作用的教育联合会的态度不大对，听说其间几个坏人正在鼓动他们的靠山，要向我们生事哩。”周先生抱着水烟袋，撑起两只水泡眼道：“我并没有自家拿过主意，他们送来的稿件，我总一字不易的交给排字房，反对他们的东西，一篇也未发表……”他便把近一周的报纸统统翻出来，把这一类的新闻指给赵先生看。
赵先生大概看了一遍，指着条短评说：“赫，赫，赫！或者这上面生了问题了。”
那短评是周先生做的，标题是《吾人对于新组织之希望》，不过是些普通的说法，中间有这么几句话：
“……国人通病，往往因个人之私利，遂不惜举团体之公益而破坏之，窃负之，一而再，再而三，驯致四万万人咸为散沙……惟小人能以利合，事之可悲，孰过于是！……今幸而有教育联合会之组织，诚不啻天鸡之一鸣……闻主其事者，咸教育界之名宿，吾人既祝其成功，且欲观其后效……”
赵先生道：“你这文章原是恭维他们的，不过他们看法不同，一定说我们又在弄什么鬼了……这样好了，周先生，我们以后对于这些事情简直给他们个不闻不问，短评的材料宁可向省外的事情上去取用。比如谈谈胡憨在河南的战争不免是和平的障碍，张冯的暗斗影响必大，望执政有以调解之，一类毫不会生关系的东西。再不然，就把本城的琐碎事拿来说说也行，比如昨天那条虐媳致死的新闻，就可以大作文章，或是提醒警察，叫他注意街上的疯狗。不过说到官厅，我们的口吻总得放和缓一点，最好是在文后加一句‘请勿河汉斯言’或‘言之者无罪’的话，那就更活动了。”
赵先生周先生从此更加小心，不但短评做得几乎等于一幅白纸，而且本省新闻也逐字逐句的加以研究。他们用心之深浅，只须看报上用的某字或一个大□的多寡便足以测验之；例如说：“某师长于某日派某代表往某处议某事”，“或某伟人曾向某人有某种表示”；最使他们感困难的，就是各大人物的通电，或是历数他人的罪状，而文中涉及本省要人，或是自己表白，虽然分明是本省要人的对头，但电上偏要说彼此早有联合，这等公电既可以拿来填空白，又可以省俭许许多多的裁剪工夫，当然要尽量的发表；因之，他们才发明用大□字的妙法，就是把一些扼要的字句或本省要人的姓名，一律删去，而以大□字来代替。
你们必以为某字和大□字的妙用一定会使看报的人感受种种不明了的痛苦了。其实不然不然，因为这千把饥渴的读者，若干久来早能和赵先生等的心情息息相通，若干久来早练习成一副特别眼光，专能从无字处看出痕迹，凡是某字和大□字，在他们眼中仍足以显出它们代表的字意。而且每逢周先生一时的忽略，把某种新闻编得略为明显，比如说：某县知事因县民反对勒种鸦片，遂变本加厉，横征暴敛之类。于是乎亲爱的读者们必费纸费墨费邮票，寄来信说：“贵报主持正谊，诚可佩服，惟处今之世，记事言论总宜少加隐晦，勿多树敌为是。鄙人为贵报之老友，既深爱之，敢贡愚直……”
赵先生周先生既常常被支配在这种懦怯的暗示之下，所以新闻的编辑越发弄来只剩了一点枯燥的影子。然而还是有风波，这却从他们不甚注意的外省新闻上发生出来的。
《日日报》上本省新闻的材料大概只有四种：“衔略钧鉴”的快邮代电，“开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谒见”的辕门抄等算一种，这是它的骨干，也就是亲爱的读者们所最愿看的东西。其次，各人送去替自己登广告的东西，比如说近闻某人作七言绝句一首，竟将某公姓名官衔概行嵌入，颇为某公击赏，称为巧不可阶之作云云；或是说某名公途经某地，为某将军招宴一次，喝绍酒一杯，大欢而散，这也算一种。其次，是专门把小事化大，不是报告某排长近由火神庙移扎龙王庙，便是报告汪二麻某日大醉回家，当街踩死老鼠一只，人尽称奇的地方通信，这也算得一种。末了，还有一般以条子计钱，写“恭呈主笔先生钧鉴”的滥访事们，他们既要吃这一项饭，却又没力量去采访有价值的新闻，只好关着门捏造一些产妇生蛇，城隍托梦的话，也算得一种。末后这一种太滑稽一点，但位置在枯燥无闻的新闻中，倒也很别致，既是亲爱读者们欣赏之件，所以周先生也尽量发表，滥访事也尽量制造，居然成了《日日报》的一种特色。
至于它的外省新闻(自然更没有外国新闻，因为太与读者们的头脑不生关系的原故)，比较还更要简单些；既没有无头无脑，残篇断简式的专电，又没有不负责任，捕风捉影式的通信，我们可以说它这一张纸的材料，完全是由北京上海报上剪下，叫排字匠去照样翻印一次的。谁料得定已经这样简单了，还有风波。
但是这也要怪编辑外省新闻的钱先生。因为钱先生很想用力把这一张纸编好一点，所以分明都是从剪刀上得来的新闻，他偏喜欢改头换面硬做来像是《日日报》自己生产的新闻；又因外省事件牵涉本省的地方不多，历来招灾惹祸，使得赵先生周先生受坐牢之苦的，都在本省新闻，因而赵先生对于这一张纸才视为不足轻重，一任钱先生掉花头。
他们绝对不料在恭维教育联合会多天之后，编辑室忽然接到一封口气极为严厉的信，查究“该报某日所载浙江孙传芳占领无锡，张宗昌逃赴徐州的消息从何而来”，并且说“迹近造谣，居心可恶”。原来这是军部副官处称“奉谕查考，立等答复”的公函。
赵先生把信看后，立刻就蹙起眉头，像是很不舒服的说道：“他妈的，又在外省新闻上来搜寻我们的不是了！钱先生，你看，……我们这条新闻是从那里转载来的？”
钱先生站在当面道：“这可太怪了！这一条原是他那机关报上汉口专电，我转载时还加了几句按语，就怕弄出事来，像《天顾报》那次载吴佩孚败退，弄来自己停版一样。你先生请看，我原说恐是传闻之误，姑志之以待证实的。”
他们正在商量着要回信时，一个杂役进来，手上持着一张名片说：“有客来会赵先生。”
名片上印着两个大字：易平。官衔是军部副官。赵先生还未说请，那副官早已挺着胸脯走了进来，身上穿着呢外套，照例是不脱的，大刺刺的给赵先生点了一点头，便向一张大藤椅上坐下道：“你先生，贵姓就是赵？《日日报》的总编辑就是你吗？”
赵先生道：“不错的。你先生惠临，想来一定是因为浙江那条新闻来查询敝报的了？我们正要回信哩。”接着，赵先生就委婉曲折把这条新闻的来源说明，并说：“敝报登载新闻，素来就很谨慎。凡是稍有可疑的地方，总是搁下的居多，就不得已而发表，也必加以按语；我们岂不知道在目前和平运动的时候，是不应该转载不实在的新闻？就因为这条既是军部机关报的专电，我们相信必有来历，而且披露在前一日，所以我们才敢大胆转载，却不料果然生了误会。”
易副官的态度，方比较和平一点道：“哦！原来是我们报纸上的专电！可也难怪，虽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倒不常看它，上峰事多，那里有看报的时候，所以才生了误会。起初上峰很生气，说你们有意捣乱，叫务必彻底查办，我们的副官长因才发了公函，又叫我亲身来问问。我虽是随着上峰东奔西驰的，但我生在本城，早知道你们贵报是不捣乱的；至于别的那些报馆可就难了。说起来原也叫人生气，比如去年《天顾报》，明晓得我们接近直系，它偏要天天登出一些吴佩孚大败，奉天飞机已到天津的恶消息，难道这些消息不是真的？不过叫别人看见，我们既是接近直系的人，偏偏我们属下的报纸这样不争气，好像我们有心希望吴佩孚打败的一样。这几天《中国新报》又在放肆了，天天鼓吹着说，萧耀南怎样的和孙传芳联合，奉天内部怎样的不协，明晓得我们正在和张作霖段合肥携手，却故意造出这些谣言，赵先生，你说像这样不懂事体的报馆该不该封呢？我们的机关报不料也这样胡闹起来，等我回去报告，管他那编辑是秘书也好，参事也好，拉到军法处，先捶他几百军棍再说，……赵先生，把你们打搅了，我即刻回去报告，这回没有你们的事。不过以后你们仍得谨慎些好！”
赵先生一面答应着，一面又把他们的上峰和他们恭维了一番，并说改日还要请他上馆子，把易副官的倒毛拍顺了，方低声请问这回的事是怎么突然发生的。易副官到底是年轻人，便直爽的说道：“我们军部的人同你们并无丝毫恶感，老实说，我们只晓得枪炮，什么报纸不报纸，干我们屁事，恭维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谁来管你们的闲事。只是几个在教育界的红秘书，连马弁都不如的人，不知同你们有什么怨恨，常常在上峰跟前毁你们；就如这一回，也是他们把你们的报纸指给上峰看，说你们是敌党，那会儿，若不是参谋长在旁边骂他们是小老婆的嘴时，你们真不免要吃大亏。总之，你们留心着，以后别再惹他们，倒是同我们常常打着交道，于你们有益多了！”
赵先生送客回来，不禁叹道：“我看除非在外国旗子之下，只好闭着口当哑巴的了！”
周先生头脑简单一点，因就恍然若以为可的说：“老实话，我们也学各商轮，租一面外国旗子来挂起，就可以吐气扬眉了。”
钱先生道：“不行吧？我们这里是省会，不是商埠，不能挂外国旗的。依我说，倒是关闭不干的好。”
关门不干是报馆的总收场，在旁人看来，像这样受气办报，岂不深表同情于钱先生的见解？其实他们总是敝帚自珍，谁也不愿当真弄到关门，万不得已而关门的，不是因本身的经济，就是因外界的压力；内部的人虽在愤慨之际常常发出此种言语，但也不过用来从反面鼓励自己的勇气而已。所以《日日报》依然毫无生气的发行着，直到末了这一天，因为一句极不相干的笑话又将一位马弁不如的人触怒了，硬说这笑话是对他而发的，影响于他的前程甚大。他于是遂拿着这张报纸到他上峰跟前哭说《日日报》的不是，求他的上峰替他作主。他的上峰果然大怒，就叫身边一位秘书开条子给城防司令项必达叫把《日日报》给我封了。
封报馆原本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过按照往例，总得加个罪名，以见赏罚之公，可是这位秘书出身于高小毕业，凭着浑身本领，博得他上峰的欢心，赐了他一个专门学校校长，对于公事，历来就主张革命的；因才提笔写道：“着城防司令项必达即将《日日报》馆封闭，编辑人等逮部重笞，以儆效尤，而重公安。”
于是当天午后三点钟，某街中《日日报》馆的大门上便交叉着贴了两张城防司令部只用朱笔填过日月而无所谓朱语的封条。总编辑室待整理的机会，虽不意的到来，但赵先生却拘到城防司令部里静等重笞去了，蛛网尘埃，被剪裁后的废报依然堆积在其间。
《日日报》封了，同城五六家报馆好像简直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自始至终，没有一字披露。肠肥脑满的人们只忙着吃，亲爱的读者们虽接到了《日日报》发行部的通知：“本报于某月某日无故被封……”也不过头摆上两摆，横竖是芜菁之类，不吃也没有大关系。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
李劫人，这位文坛老将，是写四川近代史的能手。他从一九一二年发表小说《游园会》到一九六二年逝世，整整写了半个世纪，创作、翻译了五百万字左右的作品。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引起了国内外文坛的广泛注意，他的短篇小说也颇具特色。
李劫人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取材于四川成都地区的生活，反映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年间，四川军阀统治下的动荡不定、畸形怪状的社会现实。它的主要特色是暴露为主，幽默、讽刺、诙谐多趣，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尤其善于不露声色，不动感情地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音容笑貌，细腻入微地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编辑室的风波》写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的《文学周报》。它和作家许多优秀的作品一样，明快、勇敢、幽默、周密、细腻，为历史留下了一幅极富时代和地方色彩的素描。
小说以成都为背景，曲折地展开故事情节，一开始意味深长地描写了《日日报》所处的是一个富庶而闭塞，愚昧又因袭，马虎又麻木的环境。《日日报》的地位极不重要，已经过七八年了，在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口，还只能销售“千余份”，接着作家用跌宕多姿的笔触，描写了《日日报》编辑受气办报的始末。《日日报》为了避免军阀统治当局及爪牙走卒的滋扰，唯恐惹事遭查封，经理兼总编辑赵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小心谨慎“恭维他们”，或者干脆不登本省新闻。凡涉及本省新闻者，只用“某”字或“□”字代替，而且只刊登“衔略钧鉴”的快邮代电，“开奉等因”的例行公文，“委任谒见”的辕门抄等一类广告东西。要不就登“虐媳致死”、“产妇生蛇”、“醉鬼踩死老鼠”等一类捏造、荒诞的新闻。外省的新闻，也只“翻印”北京、上海报上的东西。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一再退让，但结果报馆还是被封，赵先生被关押，静等重笞。作品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报馆编辑室的风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丑恶，和反动军阀对人民大众声音的畏惧以及他们的虚弱。
在这篇小说中，作家以《日日报》被查封这一异样的“风波”为线索，选择场面，安排人物，为我们刻画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一类，《日日报》的编辑。总编辑赵先生，编辑本省和外省新闻的周先生、钱先生，他们都胆小怕事，谨慎从事，但又不仰军阀的鼻息，与走狗文人同流合污。他们富有一定的正义感，同时也有各自的个性，如赵先生干练，周先生简单和软弱，钱先生深谋和灵活多变等。这三个人物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日日报》的全貌。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很能反映、概括当时一大批不满恶势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
再一类，军部副官易平。他“生在本城”，入伍时间不长，“只晓得枪炮”，爱受“恭维”，性格粗犷，也带着丘八气。他一方面耍着军人固有的威风，“挺着胸脯”，“大刺剌”地“随着上峰东奔西驰”，干着“彻底查办”之类的差事；一方面火气又很容易平息，只要你把他的“倒毛拍顺了”，又会很“直爽”地透露事实的原委，且为之出谋献计。这种人在军阀队伍中，特别是年轻的下级军官中决不是仅有其一，而无其二的。这个形象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情趣和意义。他和“红秘书”们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更显出“红秘书”们的行为丑恶，手段毒辣，灵魂卑劣！
第三类，是几个所谓“教育联合会”的“红秘书”。他们虽未直接出场，但无处不令读者感到他们丑恶的嘴脸。他们虽“连马弁也不如”，却仰仗主子，“凭着浑身的本事”，播弄是非，残害异己。他们“练成了一副特别眼光，专能从无字处看出痕迹，以博得上峰的欢心”。这类“红秘书”，如鲁迅先生所揭露的正人君子之流一样，是一群“比主子更严厉的狗”。这种狗，在当时的中国不少啊！北京有，上海有，内地的成都也有！
《编辑室的风波》是一篇“揭发伏藏，显其弊端。而于时政，严加纠弹”的幽默、讽刺小说。它通过《日日报》三位编辑赵、周、钱先生听了副官易平一番自供状的谈话后发表的愤慨之言，对时政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一个说：“我看除非在外国旗子之下，只好闭着口当哑巴的了！”一个说：“我们也学各商轮，租一面外国旗子来挂起，就可以吐气扬眉了。”一个说：“依我说，倒是关闭不干的好。”这些对话，既是对军阀黑暗统治、文化专制的讽刺和抗议，也影射了军阀害怕洋人的奴才嘴脸。而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杨森之流“喜欢恭维外国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这样就使作品的主题思想不仅是反封建军阀的，还具有反帝的特色。
在技巧上，作家总是抓住人物特点，不惜笔墨，细腻刻画，并灵活多变，能依人物个性和故事的需要，有实有虚，有详有略，有明有暗。小说没有主人公，只写了敌对两个阵营的人物，一是被迫害的《日日报》的编辑们，一是迫害者军阀及其“红秘书”们。作品对受害的编辑，还有军官易平采用正面叙述、实写、详写的手法，对迫害《日日报》的策划者、上峰和“红秘书”们，始终没有让他们出场，完全采取暗喻、影射等虚写手法。通篇不直接描写“红秘书”们，然而从头至尾使人处处感到他们存在，叫人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本质，认识他们的凶相，确是一群比主子更严厉的狗。
我们可以说，作品揭露和抨击的四川地方军阀及其走狗，但矛头却是对准了整个军阀及“正人君子”的。作品写成于“五卅”运动的前夕，发表于“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是对当时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有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