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擘，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23岁，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其时戴氏亡故已10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与戴氏在学术上多有交往，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都很大。整体而言，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了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起之秀，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在考据方面，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证等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所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当中，经过阮元考证，写出了《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在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很像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在义理方面，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中，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在义理阐发方面的重要著述。

在辞章方面，阮元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大为不同，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但其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6集58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阮元是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了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了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的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才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编辑《经籍纂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纂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当然，学术界也有学人主张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扬州学派是清代汉学的重要分支，是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它的形成稍晚于皖派。但是，毋庸讳言，阮元学术思想中闪烁着徽派朴学的基本理念，他在徽派朴学百年辉煌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某种意义上，阮元学术思想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