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的发展历史
孔子在鲁史《春秋》基础上进行编修，突显其中大义，可以说是最初的春秋学。《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本来，《春秋》记载这种现象表示异常，和其他记载的日食、水灾一样，而当鲁哀公问到此问题时，孔子却以天道贯通人道。可见，孔子在解读《春秋》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观点融入其中。
《春秋》大义的阐发，更多体现在解经之“三传”的叙述和议论里。《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代王室都有史官，记言记事。周王朝时，史籍残缺。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这里提到的首先是成书于战国中叶的《春秋左氏传》。孔子编订鲁史《春秋》后，讲授给弟子。孔子死后，因其弟子众多，所传经义已有分歧。左丘明以史事解释《春秋》，为《春秋》作传。《公羊传》《谷梁传》基本也出现于战国中后期，只是最初没有固定文本，属于师徒父子间的口耳相传。到汉代景帝时，《公羊传》由公羊寿、胡毋子都写成定本，而《谷梁传》的定本还要稍晚一些。正因为此，公羊学于汉景帝时被立于学官，谷梁学于汉宣帝时被列入学官。左传学在西汉始终没有受到重视，末年，刘歆站出来大声疾呼，朝廷开始树立研究左传学派的官方地位。经过几次辩论，直到东汉初年，左传学得以立为学官。《邹氏春秋传》为战国时代作品，当时有其定本，但后来失传。《夹氏传》在刘向、刘歆父子编著的《七略》中有收录，但在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已佚失。所以，最初五家解经之传，最后只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流传较广并最终取得经典地位。
三传解经各具特色。《左传》是一部单行独立的书，西汉时今文经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究其实，左氏以事例解经，通过对经文中所涉及的人或事的详细描述，使人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宣公二年“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讲述晋灵公的残暴，赵盾的进谏过程，灵公派人暗杀赵盾，最后赵盾杀灵公，史官记录为赵盾弑其君。可见，《左传》解经是以补充史实为特点。正是因为这种特点，《左传》成为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名著。
《公羊传》是经学家所认可的解释《春秋》的“传”，是以义解经。这种解释主要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对经文逐字逐句提出问题，逐个回答，逐渐深入，凸显大义。如《春秋》第一条经文“春王正月”，公羊家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羊家正是这样通过对经文的逐字解析，论述大一统的思想。
《谷梁传》也是经学家认可的传义之文，其解经方式与《公羊传》相似，所阐述的经义与《公羊传》也有相似之处。但《谷梁传》发挥经义的方法主要是运用日月时例。日月时例，是指《春秋》记事或记日期，或记月份，或记季节，记法不同，所表达的褒贬大义不同。如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谷梁传》解释：“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不日，其盟渝也。”即经文不书日，是此次盟约被破坏了，以不书日表达批评之义。成公十二年：“秋，晋人败狄于交刚。”《谷梁》解释：“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皆曰败之。夷狄不日。”其中讲到两个书例，一是中国与夷狄之间发生战争，用“败之”；一是记载与夷狄的战事，是不书日的。通过这两个书例，表达《谷梁传》的排斥夷狄之义。《谷梁传》以日月时例阐发经义，后学者或认为“失之迂”“失之凿”，或认为“精深”。
春秋学从先秦到近代，其研究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先秦时期，春秋学已有所分化，三传从各自角度解释《春秋》，孟子则对《春秋》做总体评价，荀子春秋学则兼采三传。汉代时，春秋学成为显学尤其是公羊学。一方面，经过董仲舒等学人对春秋的适时改造，《春秋》被用于治国、断狱等，体现出实用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今文学者们探究《春秋》大义的学术意义，古文经出现后引起了经学内部的派别斗争，使春秋学也各具师承特色。当然，也有经学家主攻一传，兼采其他，如郑玄即宗《左传》，又兼《公羊传》《谷梁传》之义。正是由于两汉《春秋》经学性质的大书特书，《春秋》本身的史学性质有被忽略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动荡，经学地位有所下降，但对《春秋》的研究却出现了一个小综合时期。这一时期的三传各有其注疏集解著作，偏于训诂义疏，影响深远。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对《左传》的注解，后学者研究《春秋》《左传》，或推崇杜注，或批判杜注，可见其影响力。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虽是对《谷梁传》的解释，但其中也有对三传的总体评价，“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从而对《公羊传》《左传》某一方面的解经也有所吸收。北朝徐彦《公羊传疏》不仅对《公羊传》中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说明，而且对汉代何休注解《公羊传》做了进一步解释、阐发。可以说，徐彦《公羊传疏》是对前人《公羊传》注解的总结。同时，这一时期，学人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推崇《左传》，出现了一批编年体史书，如《汉魏春秋》《后汉纪》《晋纪》等。
隋唐五代时期，国家统一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一方面，经学实现统一，《五经正义》中《春秋左传正义》被定为官学，成为当时科考的标准。另一方面，怀疑、不满官方注疏之经的风气日盛，开启唐中后期以至宋庆历年间的疑经惑古的新学风。刘知几对《春秋》经文提出“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进而又从史学角度讨论《春秋》的性质，指出《春秋》开启了史学体例；啖助、赵匡、陆淳春秋学派以经批判三传，提出要直探经旨，又提出《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突显了《春秋》以史济世的功能。
宋代，春秋学成为显学，其经学和史学的特性互相映照。从经学特性看，宋代春秋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初则间接参与理学的形成，后来完全从属于理学，最终在最高层面发挥其现实作用。如“宋初三先生”中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批判汉唐训诂式《春秋》研究，重申《春秋》中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安石虽有《春秋》“断烂朝报”之说，但间接地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二程以“理”阐释《春秋》，《春秋》成为“理”的现实载体。朱熹承认《春秋》的经典地位，反对前人注解《春秋》的主观性、臆度性，主张在《春秋》所载史事中掌握《春秋》大义，并依此更深刻地理解“天理”。
宋代学人治史深受《春秋》书例、尊王观、夷夏观、大一统观念等影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为编年体史书；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家人传”列传之首，记录五代宗室与后妃；欧阳修作《正统论》，提出正统的标准是“王者大一统”“君子大居正”；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认为九州统一是评判正统的标准。
元明时期，经学衰微。一方面是官方的统一经义，如元朝时科考中《春秋》以三传及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为准，明代官方颁行《五经大全》，其中的《春秋大全》借用元人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其书也是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另一方面，春秋学在民间的发展继续义理化，如吴澄、程端学、赵汸等人对《春秋》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学人也探讨《春秋》“史法”“经法”等。
清代初期，学者反对宋人的臆度说经，主张实证、考据，汉学盛行。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主要表现为训诂、校勘，涉及礼制、地理、音韵、天文历法等，于经义发挥有限。如毛奇龄《春秋毛氏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等。晚清时，因时代所至，学术所归，《春秋》公羊学成为主流。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是对汉代何休《公羊解诂》的全面解释、阐发。廖平著有《公羊解诂十论》《公羊解诂续十论》等公羊学专著，是对汉代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其中对“素王”的解释启发了日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康有为治《春秋》推崇公羊学，推尊董仲舒春秋学，通过改造公羊学中的孔子改制思想、三世说，为其变法奠定理论基础。清代春秋学的史学性质也有所体现，如章学诚大力阐发“六经皆史”说。
近现代以来，对《春秋》的研究方式基本由经学转向史学，集中于《左传》研究，并逐渐科学化。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古史辨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他们延续了明清疑古考辨学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撰写文章证明《左传》是刘歆改造之书。以疑古为理论基础的学人们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武断、偏激。其后学者开始反省古史辨派学说的极端，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如杨向奎提出《左传》是《春秋》之传，成书年代不会在战国中期以后；童书业直接指出所谓刘歆伪造说是武断之论，不可信；周予同谈到关于《春秋》《左传》的问题，更多采用陈列各方观点，做经学史的研究；杨伯峻为《左传》作注，并指出《左传》成书时间在战国中期。
当代对《春秋》的研究，呈现出或通史或专史的学术研究特点，视角多元，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广度。如赵伯雄《春秋学史》，论述了先秦至清代春秋学的发展；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梳理了左传学的发展历史；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专门阐述汉代春秋学的发展特点；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证汉代春秋学的作用；陈其泰《清代公羊学》探讨公羊学与清代社会变迁、学术风气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