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王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最大代表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在主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上，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平，足以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

但阳明提出其心学思想后，却受到时人非议，“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甚者诋斥“为病狂丧心之人”。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学术思想创新，在先秦孟子良知说、南宋陆九渊“心即理”说基础上集古代心学之大成。

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派别，有义理诠释的特点。肯定“致良知”，即断定经典作者的本意、经典内容和读者的本心都统一于良知，故读书、理解、做事，无不是致良知的表现。这种经学解释方法，乃是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说的进一步理论化，可谓心学经学解释理论的成熟形态。

在宋明理学内部，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不同，但这只是理学思潮内部的分歧，而非根本对立，在追求天与人、性与天道统一，为仁义道德以至三纲五常进行形而上学论证上，它们是一致的。换言之，虽然对世界本体的认定有良知或天理的不同，引申出“心即理”或“性即理”“致良知”还是“格物穷理”等说区别，但无论良知还是天理，其外延就是仁义道德、君君臣臣等内容，这却是完全相同的。阳明自觉到这点，所以他说：“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我们知道，程朱讲“性即理”，陆王讲“心即理”，为此，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有鹅湖之会，在王阳明与朱熹之间，有阳明作的《朱子晚年定论》，都发生过思想纠葛。他们关于世界本体是性理还是本心的问题有争议，在其门生弟子中甚至产生势同水火的门户之见，但他们又都一致赞同，将他们认定的所谓本体的外延都落实为仁义道德甚至三纲五常等内容，体现出理学思潮的历史共性，表现了理学大家为学为人强烈的现实关怀。但也不可避免留下了历史局限，这些历史局限到明末清初以迄近代，愈益为人们所关注。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起征广西思恩、田州，临行前于越城天泉桥，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不久阳明去世，其后学出现关于本体论、工夫论的争执，引起了分化。黄宗羲说：“‘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

《传习录》下卷所载“天泉问答”为钱德洪所录，但《年谱》另有钱德洪所录，与《传习录》有所不同。《王龙溪全集》有王畿口述录成的《天泉证道记》。总体看，这些材料反映了阳明思想的不同侧面。

“天泉证道”起因于钱德洪与王畿的辩论。王畿认为“四句教”只是“权法”，不是阳明思想的根本宗旨；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是“定本”，至当不移。两人分歧集中在四句教的后三句。王畿认为，心与意、知、物是体用的关系，心既然无善无恶，意、知、物都应该无善无恶，故不应说“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而应说“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当坚持“四无”立场。但在德洪看来，“为善去恶是格物”才是最基本的复性工夫，如果否定了意念有善恶，并否定了在意念上下为善去恶工夫，那就根本取消了“工夫”，因此他坚持为善去恶的工夫论立场。对此，阳明采取调和态度，认为王畿的看法可用来接引上根人，钱德洪的看法则可用以接引下根人。两人的看法虽然都可教人，但各有局限，应当“相资为用”，不可偏废。尽管阳明调和了两人分歧，但是阳明后学还是走向了分化。

阳明还是明代“五经皆史”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道与事统一，经与史统一，故“《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读书、理解，“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

在方法上，因为心即理，故凭借良知或本心看问题，也就是以理性为标准看问题；既然经典皆史，则以史解经，以经论史，经史互证，就是合理的。这些都有助于破除明初以来的经学教条。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这一思想正是明末清初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说的直接来源。

但也要注意，阳明心学作为形而上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他所谓良知主体就有抽象性，这导致他将人的需要、欲望看成与人性、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内容，陷入禁欲主义窠臼。他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因为修养方法简易，并不能自动从禁欲主义中超拔出来。他说：“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将良知与“人欲”对立起来，良知的抽象性更加突出，受到后儒批评。

又如，阳明说良知、本性至善，其“四句教”却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实乃自相矛盾。他说“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虽然着重就修养上讲“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但在良知本体性质的认定上，依然有欠通透处。“四句教”引起门人的不同理解，我们却怀疑“四句教”可能并非阳明本人的思想。

解“致知”的知为良知，在认识论上固然深刻而又有创造性，但如果将良知和见闻之知对立起来，说“知识、技能非所与论”，就又过头了，这势必加重“良知”的抽象性，削弱“致良知”说在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王夫之将实践活动称为所，将良知称为能，对阳明进行“化所以为能”的批评，也未尝没有道理。现在看来，人的主体能力一定要落实到进行社会生产实践的劳动群众身上，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讲“致良知”，而且还应讲劳动群众在认识改造世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致良知，以便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