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景
中国今日正处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如果只有经济上的富有，没有文化、政治、良好环境、安定社会与之协调发展，也难以提升民族的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法治化和民主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化建设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至于生态文明和社会管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日益认识其重要性。
这里，我想对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做些分析。近些年我国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次学术研讨，在讨论中关注中华文化思想中价值观问题的梳理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联系。笔者也参加了这方面的研讨，认为古代中华文化价值观似可归纳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
这里拟对“天下大同”价值理念略做说明。在我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完整出现，是从《礼记·礼运》开始的。《礼运》篇关于大同社会的论述，明显与《礼记》其他部分的内容不一致，是托名孔子而把这种社会理想纳入儒学体系的。这段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形成的年代，学界多认为产生于秦汉时期，并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这里所叙述的大同社会，概括了先秦诸子的理想追求，同时又对各家的思想有所扬弃。它既吸收了孔子“克己复礼”、追随周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愿望，又扬弃了孔子倡导的“尊尊”“亲亲”等级秩序观念；既吸纳了孔孟儒学“老安少怀”、君民同忧同乐、以王道反对霸道的“仁政”方案，又扬弃了儒学把尧舜禹等同于三代的历史观念。它吸收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尤其重墨家“尚同”“尚贤”以及社会平等观念，又不同于墨家“摩顶放踵”的改造社会思路。它在历史进程认知上，吸取了道家的复古观念（儒家的复古思路不同于道家），而扬弃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总之，“大同”理念在对诸子百家综合研究、有取有舍的基础上，提出了既来自各家又不同于各家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模式。
中华古代“大同”理想的最大影响，是给中华儿女点燃照耀心灵的火花，使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超脱现实的局限，追求并实现美好的理想。我们不能没有理想，如果完全沉浸于现实，就会失去憧憬未来的动力。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添加了新的价值追求方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今天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华文化，还要探讨人类的优秀文化。从清末开始，关于研究和吸收外来文化，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80年代为了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把中学与西学分割开来甚至完全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既要打破这种体用关系的对立，也不宜完全照搬外来文化，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体用合一和中外贯通，彰显独特的中华文化，建设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