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与史学传统保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在中国，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时已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含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演变为官学与私学。所谓私学就是私人办学。春秋末期孔子办私学，打破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对社会的开放教育，将文化传承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任务。孔子把西周文献加以整理作为教材，其中有《诗》《书》《礼》《周易》《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而成，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因《乐经》失传，故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它们是儒学的基本经典，也是面向大众的教材。“经学”一词指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其名始见于《汉书·兒宽传》，称重要典籍为“经”，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经学内容丰富而又庞杂，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历算、鸟兽草木之训释等。
还有，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经北宋时期的初步发展和南宋时的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等。这些书院由名师主持，师生之间自由讨论，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创新。
还要提到，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孔子把鲁国史官所作的《春秋》整理而成有独特思想的历史著作，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的开端。战国至两汉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定型期，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创造了史学的纪传体例，写出《史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把司马迁的纪传体做了一些调整，以纪、表、志、传的体例撰写出《汉书》。《史记》与《汉书》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型。魏晋南北朝至明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学成为全面记录中华文化的独立学术部门。由中央政府组织学者，官修史书。唐至宋、元、明，每个朝代都召集学者撰写前一朝代的历史。除正史纪传体不断为史学家使用外，编年体也有很大发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我国最为著名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明末清初直至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史学著作中更加突出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记述社会人事变迁，而且记载了自然界的变化及其与社会人事的密切关系。在我国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十八史本来就有“书”和“志”，其中有关于天象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的内容。至于中国古代的地理，与天人之学也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自然地理或历史地理，都有关于天象变化与地理学的记载。我们说中华文化连绵不断，从何处得到证明？回答是：从中华历史的记载中得到充分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