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影响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历来非常重视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正因为如此,才确保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在王朝颠覆和兴替中不致中断,反而得以不断延伸和发展,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并通过一次次内外思想文化的融入与整合,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北宋结束了中唐以来的长期混战,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但同时在内政外交两方面“积贫积弱”,局势不稳。司马光、范祖禹等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以求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在《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通史的典范之作面世后,许多学者都沿用这一体例续写后代历史。续写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有南宋李焘(1115~1184)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王朝长达168年的历史,史料丰富,考辨翔实,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清代毕沅(1730~1797)等撰《续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相衔接,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411年,是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
此外,受司马光编年体通史体例启发,后代学者不断参照此书丰富中国古代史学编撰体例和内容。由于《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事件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于是南宋朱熹(1130~1200)创作纲目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简化《资治通鉴》的内容,以纲记述一条史实,以目详细地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即以“纲为提要,目为叙事”,纲仿《春秋》,目效《左传》,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南宋袁枢(1131~1205)撰《通鉴纪事本末》,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改变撰写方式,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创了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先例。
在史学评论方面,明末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作《读通鉴论》,对司马光“臣光曰”所表现出的历史观、政治观等既有发展,又有批判。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借《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论述精到,是中国古代史论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百《缀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二千年史家列出六人: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并评价《通鉴》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载《饮冰室文集》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