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要了解儒家开创者孔子的思想，《论语》是不可或缺的，它提供了有关孔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比如，通过《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讨论，解决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论语》中人性论、修养论、德治思想、教育思想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孔子思想是一种人学思想体系。他希望通过人自身理性能力的提高来使人成为理想的人。这极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神灵等面前的地位，提高了人的理性能力在信仰、情感等面前的地位。《论语》留给我们的这个思想体系，影响中国2000多年之久，现在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此外，《论语》还在文化史上立下了不朽功勋。《论语》中“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垄断的局面，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促进了文化知识向普通老百姓的广泛传播。“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等学习方法，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学而》）等学习精神都不断地激励着后人。

《论语》还是研究孔子后学不可或缺的资料，要了解孔门弟子及其思想分化离不开《论语》。在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化。据《韩非子》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这实际上就认为孔子在去世后，弟子分为子张、子思、颜氏等八派。在这儒家八派中，最奇怪的是曾子、子夏、子游等这些孔子亲传的著名弟子，在《论语》中多处出现，而在《韩非子》中则都被排除在儒家八派之外。要了解他们及所谓子张、颜回等人的思想，就离不开《论语》。比如，就子夏一派而言，它应该是孔门弟子中较为保守的一派，他们特别注重礼仪。《论语》记载，子游就批评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所谓“洒扫、应对、进退”，指礼仪而言。子游认为，子夏的学生只注重礼仪这些末节，而不懂得孔子思想的根本。子夏听了这话，表示不满，进行了反驳。子夏所谓“君子之道”，是针对子游的“本”而言的。子游认为，儒家的根本在于“学道”，在于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礼仪等表面的东西。子夏则认为孔子的“礼”是本末兼备的，绝不是不讲礼仪而空言“学道”。从子夏与子游的互相辩难中可见，子夏之儒是非常注重礼仪的，这也是对孔子思想中“重礼”方面的继承；同时我们也可以获悉，子夏也注重礼与道的结合，认为所谓“道”要在“礼”中体现出来，离开了“礼”，就没有什么“道”可言了。

伴随孔子地位的上升，《论语》地位也不断上升，在宋代成为《四书》之一，成为自明代以来封建王朝科举制必考的教材。《论语》地位的上升，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儒家经典由《五经》提炼出《四书》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始重视的经典被称为《六经》，后来《乐经》失佚后，只剩下了《诗》《书》《易》《春秋》《礼》五经，到东汉时在五经的基础上加上了《论语》和《孝经》形成七经，《论语》的地位开始上升，逐渐从子学变成了经学。隋唐时从七经变成了九经，不过此时的九经不包括《论语》，它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到宋代以后，又在九经的基础上先后加入了《孝经》《论语》《尔雅》《孟子》，从而变成了十三经。《论语》也最终确定了其经学地位，不过《论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则是在南宋朱熹时。朱熹确定了《四书》的名目、次第及义理，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卷十四），同时又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十九）。这就确立了《论语》不可动摇的思想地位。明代时，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教材，从而最终确定《论语》为士子必读之书。

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化经典，《论语》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历代社会政治均有深刻的影响。在东亚、东南亚等地以及世界华人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论语》中的许多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及道德理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