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及孔子思想的产生

《论语》这部儒家经典，是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载，并由其再传弟子编辑成书。该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采取孔子和他的弟子对话的方式叙述。《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古文本《古论》21篇，《齐论》22篇和今文本《鲁论》20篇。东汉末，经学大家郑玄根据张禹的《张侯论》，参照《齐论》和《古论》，作《论语注》，共20篇，流传至今。《论语》历来注解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注本，有三国时魏国何晏的《论语集解》，该书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注解，对后世影响很大。南朝时梁朝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北宋时期邢昺的《论语注疏》，都是对何晏的《论语集解》所做的“疏”，即再注解。南宋时期，理学大家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宋代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元朝时期赵顺孙的《论语纂疏》，则是对朱熹《论语集注》作的疏。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考证较前代注本都详，也是很好的注本。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则是近现代有代表性的注译本。

《论语》所蕴含的思想是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人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体现了孔子生活时期的特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出生在鲁国，时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乃宋微子之后，他的曾祖父孔防叔因避难而到达鲁国。鲁国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地，是实行周礼的著名诸侯国，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如西周的典籍、文物、制度等，是当时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晋国的韩宣子于公元前540年到鲁国，曾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说明鲁国作为周礼荟萃之地，在当时是获得大家公认的。宋是殷商的后代，也是保存商周历史文化的旧国。孔子思想的产生，和鲁、宋两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自幼受到传统礼制的熏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他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当过管仓库的会计（委吏）和管牛羊的小吏（乘田）。他也曾经依靠“儒”的职业为生，即为富贵人家办理丧事赞礼，接近下层民众，“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对于自己的一生，孔子也有总结，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论语·为政》）他15岁就有志于学习和掌握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知识，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

孔子35岁时，季平子和孟孙氏、叔孙氏把鲁昭公赶到齐国，孔子随即也到了齐国，做高昭子家臣。他对齐景公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他主张“张公室”，得罪了齐国当权大夫，只好返回鲁国。50岁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先后被任命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随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诛杀了乱政大夫少正卯，堕三都。55岁时，孔子见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借故辞去了大司寇的职务。

孔子为了行道，于是周游列国。他说：“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史记·孔子世家》）他自称不是“系而不食”的葫芦，不得不东西南北，恓恓惶惶，四处奔走，以寻求行道的实践机会。他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历经14年，孔子周游了宋、卫、陈、蔡、齐、曹、郑、蒲、叶、楚诸国，他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反而在周游途中，接连遭受磨难，先不见容于卫，后则拘畏于匡，被斥逐于蒲，困厄于陈、蔡，危难于宋、郑，受阻于晋、楚。几乎到处碰壁，多次陷入困境。但这并没有动摇孔子的思想和信心。

晚年，孔子全力从事教育事业，大力讲学，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学生。他的弟子据说达三千人之众，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此外，孔子还收集了周、鲁、杞等故国的历史文献，整理编选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本教授弟子，打破了此前“学在官府”、由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创了私人讲学新风。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就“天下无道”而言，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天下无道”，指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在政治和社会秩序都很好的时候，“天下有道”，制礼、作乐、出兵征伐这一类的大事，都由最高统治者天子做决定。在政治、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天下无道”，这一类的大事，变成由诸侯、大夫和陪臣来决定了。这种“礼乐征伐”，权力层层下移的现象，就是孔子所说“天下无道”的第一种现象。第二种“天下无道”的现象，即“政在大夫”乃至陪臣手中，政治秩序混乱，以致“庶人”们也议论起政事来了。其中“政在大夫”，甚至在陪臣手中这种“天下无道”情况，实际上和“礼乐征伐”权力层层下移的第一种现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谁执掌了政权，则礼乐征伐等大事必然由谁来决定，二者是一体的。

“天下无道”与“礼坏乐崩”紧密相关，“天下无道”是结果，是表象，“礼坏乐崩”，旧制度崩溃解体是原因，是实质。西周“礼坏乐崩”体现的是“亲亲”“贵贵”的精神，即人有亲疏贵贱之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所带来的政权层层下移、庶人议论政事等现象的出现，西周“礼乐文明”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遭到了破坏，社会上违反旧礼，甚至“僭礼”现象层出不穷。《论语》中记载了大量的例子。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从孔子的话看，鲁国的季氏是当时“僭礼”的一个恶劣代表。他不仅平时僭用天子八佾之礼乐，而且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像天子一样去祭泰山。像季氏这样僭礼的，当时不在少数。

此外，在思想界，还出现了所谓“邪说”，直接动摇了“周礼”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关于“邪说”，据胡适考证，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邪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为老子的思想；第二种为少正卯的学说；第三种即为邓析的思想。而且当时的极端厌世派人物，如晨门、长沮、桀溺等隐士们的思想，对于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制度，同样也形成了强烈的挑战。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孔子希望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明制度——“周礼”进行“损益”式继承和改造，创造出一种适应新社会需要的文明制度和价值标准。孔子思想的产生，从思想渊源上说，也就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思想进行“因革”和“损益”的结果。

夏、商、周时期的宗教思想对孔子的影响也很大。孔子对夏、商、周宗教思想的吸取主要集中在天人关系方面，具体有这样几点：其一，承认并且相信天命的威力，但含蓄地认为天命是与人的“德”性有内在关联的。孔子提出了“天生德于予”等看法，具体化了天命与人“德”的关系。其二，尊敬、崇敬天，但不用力于研究天，而着力于人“德”的修养。孔子为此提出了“仁”和“礼”两个范畴，细化了周人关于“德”的思想内涵。其三，相信人与天命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人的所作所为，要求能符合天的意旨，人要追求具备上天所欣赏的“德”，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这本身就是天赋予人的使命；至于人能否在功利方面最终获得成功和利益，这些都是天命决定的事情，非人力所能够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