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蒙》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张载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他依据儒家经典首创了一系列核心范畴和命题，奠定了理学的理论框架。在张载之前，周敦颐通过“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范畴构建起一个包涵宇宙论、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为主要内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模式，初步提出了理学的理论规模。但理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和核心命题是由张载提出并奠定的。“天理”虽未受到张载的特别重视，但已经成为张载思想体系中代表天地宇宙内在属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后被程朱发展为理学中的首要范畴。理学的人性论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理学思想史中，这一理论也是由张载开创的，并为理学道德修养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道德修养论方面，张载所提出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变化气质”以及“诚”与“明”的贯通等基本理论，也奠定了程朱理学道德修养论的基本规模。总之，张载在理学宇宙观、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方面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张载当之无愧。
其次，张载首次将“四书”并重而加以突出，在推动“六经”学向“四书”学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四书’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虽然在张载之前《论语》《孟子》均受到儒家学者的推崇，《大学》《中庸》也已被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注解，但儒家学者们均选择其中一种或数种加以推崇，尚未有学者将此四种书同时并重并提。《宋史·道学传序》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其实，《宋史》忽视了张载在推动“六经”学向“四书”学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并提此四种书且将其加以突出的第一人是张载。他指出：“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经学理窟·义理》）在此基础上，张载还对“四书”的“义理”之学做了深入的发挥，并将其与“五经”或“六经”的“义理”之学贯通起来，使儒学思想体系呈现出新的面貌。此后，二程从为学次第上视这四部书比“五经”更加重要，朱熹晚年将这四部书的注解合成一集刊出并冠之以“四书”之名，“四书”最终取得与“五经”同等重要乃至优先的地位。
最后，张载的气本思想和经世致用特色，奠定了明清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基于对“气”及其运动变化的探索，张载注重研究自然科学的趋向十分突出。《正蒙》中有很多对天象、历法、潮汐、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讨论，不少观点十分接近现代科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一生的宏愿，他年少时即关心时务，尤喜谈兵，此后又提出拯救时局危机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辞官归乡后还亲自购置土地将井田之法验之一方，彰显出学贵于用的强烈色彩。张载注重实用的学术特色还表现在躬行礼教上。任地方官时，张载就非常注重以礼教敦化社会风俗，晚年“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张载集·附录·横渠先生行状》）。张载弟子吕氏兄弟在张载思想的基础上，“率乡人”作乡约乡规并付诸实践，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明清以来，罗钦顺、王廷相、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学人继承和发扬了张载的气本思想和经世致用传统，掀起了中国实学发展的高潮。
二程认为张载堪比孟子，朱熹将张载纳入“北宋五子”之列。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赐谥“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赐封“郿伯”（《宋史·张载传》为宋孝宗淳熙元年），从祀孔庙。至明清时期，张载的著述被编入科举教科书《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