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概述

关于《春秋》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的变化，许多前辈学者都有过考证分析。目前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春夏秋冬四时之名之义均见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指出，“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四时之名的出现大概在西周之前，春秋二季的分法基本源自商代。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认为春秋时代以前只有两季，卜辞中称为春秋。西周时期经常连用“春秋”二季，如“春秋修其祖庙”（《礼记·中庸》）、“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周礼·地官·州长》）等。

以时节之“春秋”命名典籍史册，较早见于《国语·楚语上》，当时太子傅士亹就关于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请教申叔，申叔认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的春秋、世、故志、训典等属于历史典籍，有不同的功用，而“春秋”居首位。《国语·晋语七》提到“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春秋”记载各诸侯行为，“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所以，晋悼公命叔向为太子傅。可见，“春秋”是史书的通名。《墨子·明鬼篇》甚至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即四国国史的说法。《左传·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鲁春秋”即为鲁国编年史。

“春秋”由通名变成鲁国史书专名，见于《孟子·离娄下》所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乘”是晋国的国史书名，“梼杌”是楚国国史书名，依《墨子》说法，即是晋国“春秋”与楚国“春秋”。鲁国国史没有特别的名称，直接称为“春秋”。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影响，“春秋”的概念范围缩小，最终成为鲁史的专称。

今本《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书中所记，始自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242年。

《春秋》16000余字，从所载内容看，包括侵伐、朝聘、会盟、杂事，以及其他国家向鲁国做过正式通报的大事情。这些内容按年分若干条，每条或几个字，或100字左右，类似于现在的报纸标题。因此，后代有学人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或视《春秋》为“流水账簿”。

关于《春秋》的作者，有学者认为不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古史辨派的钱玄同、顾颉刚，以及现代学人杨伯峻、赵伯雄等；有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文澜、白寿彝、卫聚贤、沈玉成、刘宁等。笔者倾向于孔子修订、整理过鲁国旧史，由鲁之《春秋》笔削为儒家后学所传《春秋》，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春秋》。

最早记述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一处是《滕文公下》，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方面指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另一方面指出《春秋》的作用。一处是《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方面讲晋国、楚国、鲁国的国史内容相近；另一方面，鲁之“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则“义”在其中，这是与晋国、楚国国史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孔子成《春秋》而让乱臣贼子有所惧的原因。

至于孔子是如何取鲁国史《春秋》之“义”而成今本《春秋》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做了进一步说明：“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孔子依据旧史记载而作《春秋》，具体方法是“笔则笔，削则削”，即是对旧史的重新处理，有保留，有删减，标准则是“义”。现在来看，与其说孔子作《春秋》，不如说孔子编订、整修鲁国《春秋》而成今日所见《春秋》更精确一些。经过孔子笔削整理，《春秋》成为亦经亦史的文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