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易》自战国时期即被称为“经”。自汉代始，《易传》与《易经》合编为一体，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认为，“六经”皆为专门之学，各有其具体用途，并随时代需要而“变改”，但“《易》为之原”，“与天地为终始”，是“六经”的理论依据，作用是无限的。
《易传》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历代思想家大多是通过解《易》来阐发其思想观点、构建其思想体系的。汉代以后，对于《易传》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概括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象数派虽受到义理派的批评，但象数派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确有不可否认的贡献。如汉代象数派的“卦气说”，对元气自然观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易纬·乾凿度》所提出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宇宙生化因素，对中国宇宙生成论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宋代陈抟所传《太极图》，为周敦颐和邵雍所改造、发挥，在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义理派则纯粹从哲学意义上研究《易传》，通过解《易》或以解《易》为基础构建出别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曹魏王弼通过注《周易》与《老子》《庄子》，创立了玄学思想体系。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张载以解《易》为基础创立了气本论思想体系，为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代表作就是以解《易》为主的《正蒙》。理学的创立者与集大成者程朱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同样也离不开《易》学的重要基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大量“易学”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不仅古代思想家如此，即使是近代思想家中也有不少是通过解《易》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的。康有为的进化论哲学，就是将《易传》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儒家熊十力的“新唯识学”也是在“融《易》以入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易传》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古代许多领域都有鲜明烙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之，《易传》是中华文化延绵不绝、不断发展创造的重要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