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思想意义及影响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也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相互融摄的历程。渗入了老庄自然主义与儒家心性思想的《坛经》，集中体现了慧能的禅学理论与实践对传统佛教的创造和革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坛经》为基本经典的禅宗此后沿着慧能的禅学思想开枝散叶，虽宗风几变，门庭各异，但始终薪火相传，流播大江南北，成为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中国佛教宗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坛经》的思想意义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坛经》这部由中国佛教学者创作而被尊称为“经”的佛教典籍，“破除了长期以来对印度佛教的迷信，否定了印度佛教经典的绝对权威。这对树立中国佛教的自信，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都有重大意义”。
其次，《坛经》对禅进行了重新诠释，把禅法转向从心性方面探求实现生命自觉、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的问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禅的传统认识，极大开拓了禅宗的视野。此后禅宗发展出棒喝、机锋、公案、古则、话头、默照甚至呵祖骂佛等形形色色的禅法，把禅发展为在有限、短暂、相对的生命中追求无限、永恒、绝对的生命智慧和艺术，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心灵境界、审美情趣与艺术世界。
第三，《坛经》倡导众生在当下现实生活中顿悟解脱的思想，改变了传统佛教“出世解脱”的观念，开创了把宗教修行融入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的新宗风，这使得讲求出世的佛教能够适应并立足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和世俗化。
第四，《坛经》自心即佛、自在解脱、自修顿悟的禅学理论，高扬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坛经》主张生佛不二，心外无佛，把佛从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并植入众生当下现实之心中，在把佛拉下神坛的同时，突出人的自心自性，把人的当下解脱推到突出的位置，因而主张“不假文字”，反对受佛经束缚；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反对迷信权威、偶像崇拜；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生命主体的地位，具有思想解放的特殊意义。
第五，《坛经》以顿悟解脱为发端的心性思想，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先行的思想素材。无论程朱理学的基本命题“性即理”，还是陆王心学基本命题“心即理”，都是要把儒家道德形而上化后再落实于现实的人心之中。《坛经》中围绕心与性、佛性与人心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将佛性植入人性，以及对本性的追求而实现的内在自我超越，对宋明理学家不无启发。理学家将佛转换为圣人，将佛性转换为儒家道德，将人性转换为先验的道德理性，在日常生活和道德修养中呈现先验的、内在足具的道德理性，来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坛经》立宗的禅宗不仅成为晚唐以来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主流，而且对世俗思想文化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但《坛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复杂的。《坛经》把佛性植入人性，虽然高扬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但人神之间已无悬隔，也就自然弱化了佛教的宗教性，而“如果缺乏宗教性敬畏感、超越感，人类就有可能变得狂放不羁、肆无忌惮，放弃个体义务和社会责任，无法成就伟大的道德人格”，同时“由于让个人承担起对世界人生不可能承担的全部责任，其结果是抹煞了社会环境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坛经》倡导的顿悟成佛，突出个体刹那间的瞬间直觉而自悟，是以放弃理性通过概念辨析来展开对真理的探索为代价的，而以直觉通过不证自明而获得的“自信”“自力”，难以保证其成为人类的道德榜样，历史上禅宗后期的激进化和流俗化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也是必须正视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