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价值和影响
《史记》的价值在于实录历史，保存了大量真实史料，能比较客观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于古代帝王英雄，往往在歌颂他们丰功伟业的同时，也会指出并批判他们身上暴露出的缺陷。
如对刘邦，在《高祖本纪》并无过分贬低，但与《项羽本纪》记载的项羽英雄气概相比，刘邦的怯弱、卑琐、狡诈就相当明显；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杀他的历史地位。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则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杀害功臣的罪行。对武帝刘彻，由于《今上本纪》已经亡佚，不知道情况如何，但《封禅书》明显讽刺他的迷信，大搞“鬼神之事”，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酷吏列传》多武帝时人，而《循吏列传》中却无汉朝人，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在《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篇中也对上层权贵的贪婪、自私等有强烈批评和揭露。《越王勾践世家》批评陶朱公长子吝财而失次子。
受时代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称其“盖若天所助焉”。《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宣扬灾异变化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后来班彪、班固父子以正统的儒家观念衡量《史记》，认为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判时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有其弊端。《汉书·司马迁传》批评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后汉书·班彪传》）
但是在秦汉之际的大转折时期，关于把项羽列入“本纪”的原因，司马迁说：“秦失其政，如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对灭秦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所以应当按其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将他归入“本纪”。又如《史记》不为孝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太后立本纪，这也是因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吕太后虽名分上为“高祖微时妃也”却“女主称制”，且有“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贡献。基于此，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一方面能够显示吕氏之篡夺，一方面能够明了历史之真实，倒是班固为惠帝立了本纪之外再写一篇《高后纪》反而显得画蛇添足。
其实，《史记》这些受批评的地方往往正是《史记》之所以堪称千古绝唱的原因所在。司马迁没有人云亦云、故步自封，我们能从中看出古人为立德、立功、立言而积极进取的奋斗历程，感受古人忍辱含垢、发奋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还有为反抗暴政酷刑、追求真善美而敢于舍生取义、忘我牺牲的人格自尊、自信、自立精神。这些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首列《五帝本纪》，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依次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无疑是对战国中晚期以来黄帝崇拜以及国家统一趋势的思想反映，作者突出了黄帝的人文贡献与人文精神，有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与凝聚力，维护国家与主权的统一与完整，增强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