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

在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发展的鼓舞下产生的一种分析方法和文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在法国达到了顶峰。虽然结构主义已被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吸收和发展，但就其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形式而言，它仍然是一场法国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人物有：罗兰·巴尔特、热拉·热内特、茨韦唐·托多罗夫、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以及A·J·格雷马斯。罗曼·雅各布森、吉勒·德勒斯和雅克·德里达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的。在文学领域之外，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克洛德·莱维一施特劳斯、米歇尔·富科、雅克·拉康和路易·阿尔蒂塞。

一般认为，结构主义可以被看做是与原子论截然相反的理论，因为原子论试图对现象进行单独的解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斐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将具体的语言活动(即“言语”， parole)和语言的潜在系统(即“语言”，langue)区别开来。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整体，其成分没有明确的或者基本的性质，而必须完全用相关的术语来给它下定义。必须把语言作为一种由相关的各种成分组成的一个形式系统来研究。许多人把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看成结构主义的中心人物，他在人类学里采纳了这一观点，以反对孤立地解释社会和文化现象，尤其反对以心理学方式作这种解释。他主张把社会和文化现象作为潜在的形式系统的体现来研究。他在原始逻辑学、图腾学以及神话方面的研究就是为重建一种“具体的逻辑”而作的一些尝试。人们不应把特定的实践和故事与它们所包含的信仰联系起来，而应该把它们作为各种概念系统的成分来看待，是这些概念系统使人们能够对世界形成想法、对世界进行组织。神话借以运行的各种准则无非是一些相反相成的对立物，它们来源于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对比，因此它们与在诗歌中发挥作用的准则十分相像。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慰藉与绝望、二者皆我心之所爱》里，诗人就是使用善与恶的对照，通过下列各种准则对其进行探索的：宗教准则(天使与魔鬼，圣徒与恶棍)、道德准则(纯洁与骄傲)以及形体准则(美貌与病容)。

结构主义对这种具体事物的潜在逻辑所进行的分析与符号学有关(见“符号学”)。可以说，结构主义的两个基本观点是：(1)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无本质可言，而只取决于其内部结构及其在相关的社会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的结构中所处的地位;(2)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一些符号：不仅是现象中的事件，而且是包含着意义的事件。试图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分开，这并非不可能，但是最成功的结构主义分析无不将某些结构分离出来，使现象发挥符号的功能。

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是在对一些具体学科的批判中诞生的，其中包括文学史和传记评论这些曾统治法国大学讲坛的正统学科。结构主义主张回到作品的文本，但又与英美的新批评派(见该条)不同，结构主义认为没有先入之见就无法研究文本，认为把那种经验主义的天真想法用在批评上是不可取的，认为要发现结构就必须有一种方法论的模型。结构主义力求达到的目标不是对文本进行解释，而是通过文本分析对文学批评的各种方式及其作用进行详尽的说明。罗兰·巴尔特区分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文本置于某种特定的环境或背景中并赋予其含义;另一种方法是注重研究产生含义的条件——即研究文本的形式结构，并找出形式结构可能赋予文本的各种意义。20世纪60年代末，俄国形式主义(见该条)著作译本问世，使当时的结构主义派受到了启发与鼓舞，尤其刺激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以文本形式而独立存在，并具有自我超越模式的主体进行研究的趋势。但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还是语言学方法。由于采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第一种是采用语言学方法，对作品文本的语言进行直接分析。第二种是仿照语言学概括语言特征的模式，建立一种与之类似的、概括诗歌特征的诗学模式。

第一种结构主义方法，首先研究文本中音位成分和句法成分分布的结构模式。罗曼·雅各布森把语言的诗学功能描写为“将同等原则从选择轴线向结合轴线投射”。根据这个理论，结构主义着重研究文本中包括的各个同类语言单位(属于同一语法、词汇或音位类别的单位——即“选择轴线”)在语言序列(即“结合轴线”)中的配置。雅各布森自己对诗篇的分析，集中于构成诗篇文本的各种对称的和非对称的语言结构，揭示出某些特殊的结构成分。

第二种结构主义方法，是仿照语言学模式建立一种结构主义诗学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学本身正如同语言，也是依靠各种规则系统才可能具有意义的。分析文学就和分析语言一样，必须建立一整套概念，用以解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是如何起作用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尤其是巴尔特都曾为建立一种既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又可以概括分析方法的详尽的“超语言”做出了贡献。

文学不仅仅是一些句子。文学中的句子是构成第二序列文学系统的一类符号。例如，同样的句子，如果用在一首抒情诗里，就会和用在一篇新闻报道里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因此在文学系统内，作为语言学符号的句子变成了一种形式或意义单元，其意义是它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含义。赋予句子附加意义和功能的是一种“文体”(ecriture)的常规，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文学系统是由一系列形成文学的历史要素和类型要素的“文体”构成的。人们知道在抒情诗里读到的一句话和在报纸的报道里读到同样的话意思不同，这就说明人们能够识别并且应用抒情诗的“文体”常规。

文化能使符号自然化，能促进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它所表示的意义自然地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非强加的规定。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文学作品在表达意义方面是否符合“自然化”的原则，来对它进行评价。文学分析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自然化”的方法——即通过解释作品文本的意义，去发现作品内在的逻辑性。我们是根据一系列“编码”阅读作品的。这些“编码”一方面表示了人的行为的各种模式(如人的个性的连贯性、人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一致性、事件之间的逻辑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作品可理解性模式(如内容的连贯性，以象征形式进行推断的合理性、情节的重要性)。我们就是借助这些编码，将它们合理地组合为连贯的系列，最后获得对作品意义的认识。然而，结构主义对一部作品进行分析的目的，主要不是对它做出解释，而是研究读者可能对作品的编码做多少种组合而获得多少种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作品的结构，而是去发现作品结构形成的过程。因此结构主义批评家所注重的是作品的结构符号的作用。而这种符号的作用正是使作品文本产生意义。作品文本的符号迫使读者成为作品意义的积极生产者，成为对文本符号各种可能的组合方法的探索者，而不是作为作品意义的被动接受者。

在上述这些观点影响下，批评界对作品文本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看法，认为作品的字面(或物质)意义就存在于作品的语言表层。作品语言的作用价值就在于它能够表现多种的意义。因此批评家十分重视文本内各种类型话语(包括引自其他作品或现实社会的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俄国形式主义认为：作品的文本使得普通的事物和行动“陌生化”了，而结构主义则强调作品的文本使得它所采用的、通行于现实社会的语言“陌生化”了。因此，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有赖于对作品文本中结构符号的任意性的认识，要改变文化能使符号的意义自然化的观点。作品文本的符号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人工产物;读者可以对它自行编排，对其意义得出不同的理解。

尽管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小说上，但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诗歌的评论。结构主义诗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诗歌符号或系统的重建;(2)诗歌的各种具体结构有其解释方法;(3)修辞学地位的恢复;(4)诗歌技巧的创新。总之，结构主义的诗歌批评探讨了诗歌中暗含的规则，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含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