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文学
由于地理、历史和宗教诸方面的原因，孟加拉国文学，称之为东孟加拉伊斯兰文学更加合适。本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家，最负盛名的是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和查希姆·乌汀。伊斯拉姆早年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群众运动，1919年发表气壮山河的长诗《叛逆者》，为此被誉为 “叛逆诗人”，他的诗作洋溢着火热的爱国主义，响彻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表现毁灭旧世界、创建新社会的坚强决心，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查希姆·乌汀的诗歌融汇了民谣戏曲的精华，有一股醉人的泥土馨香。其代表作《锦绣原野》为他赢得“田园诗人” 的桂冠。他以清新自然的艺术个性在诗坛上独树一帜。
印巴分治后，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阶级矛盾和围绕孟加拉语国语地位的民族矛盾趋于尖锐。由于左翼作家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慑于高压政策停笔，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寥寥无几。萨登·森从切身经历创作的记实小说《孟加拉乡村小径》，可谓北孟加拉谷物三七分成等农民运动的形象记录。阿拉乌汀·阿勒·阿查德(1932— )的小说中传出一些劳资矛盾和工人觉醒的信息。
相形之下，描述民族斗争的作品相当可观。1952年，爆发席卷全国的语言运动。戏剧家穆尼·乔德里的剧本《公墓》满腔热忱地歌颂语言运动中献身的烈士，揭露了专制统治。沙姆苏尔·拉赫曼的抒情诗《血染的衬衣》中的诗行： “普普通通的，阿萨德的一件血衣，抹尽了我们的胆怯、羞耻，是我们心里飘扬的战旗! ”豪迈悲壮，脍炙人口。
引人注目的是，阿布·罗萨德、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赛义德·瓦里乌拉等人描写中上层社会的作品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他们或以锋利的笔触，解剖上层人物的病态心理，谴责他们骄奢淫逸，或以辛辣的语言，机智的幽默，嘲讽家道中落的遗老遗少。赛义德·瓦里乌拉的小说《陵墓幽魂》暴露伪善的宗教人员的肮脏灵魂，揭示了教徒的沉重精神枷锁。他是借鉴象征主义、意识流技巧进行实验创作的先驱。步他后尘的有希坎达尔·阿布·查法尔(1919—1975)、哈桑·阿吉珠尔·哈克。前者的象征派剧作《孔雀与鹅》借动物世界的殊死拼杀，暗喻人类的尔虞我诈、争名夺利，宣扬“友爱最宝贵，损人必害己” 的思想。他们的探索性作品数量不多，但在构思、布局、内在世界剖析等方面的手法无疑丰富了孟加拉国文学的表现形式。
孟加拉国独立之后，政局动荡，党派林立。为政治而艺术的思潮几乎淹没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诗坛上出现了阿比特·阿诺瓦尔(1950— )、穆吉布勒·哈卡·迦比尔(1953— )等青年激进诗人。他们的诗歌表达了政党观点，直露而平淡。但赛义德· 萨姆苏勒·豪克的诗剧《可以听见的脚步声》台词别具一格，节奏明快奔放，颇受评论家称道。胡马雍·艾哈默德的中篇小说《芳香》不像某些作品极力渲染恐怖的杀戮场景，而是闪烁着严酷形势下人们同舟共济的高尚情操的光辉。对于独立后的文学作品，批评家们认为，确定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上的恰当地位，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