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诗品
诗论著作。南朝梁钟嵘撰。钟嵘(468? —518?)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南齐永明中为国子生，历任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梁天监中，迁西中郎晋安王(萧纲)记室。后人亦称其为“钟记室”。《诗品》撰写的时间，在沈约卒后(513)，完成于其为晋安王记室时。该书《梁书·钟嵘传》、《隋书·经籍志》、《文镜秘府论》引《四声论》并作《诗评》，似为唐代之通称。但其本名实应为《诗品》。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全书三卷，每卷之首均有序言，集中地表达了著者的诗学见解。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将三序合一，置于卷首，合称《诗品序》，或称《总序》，尤为后人重视。在钟嵘的时代，创作和批评都存在很多问题，或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或是“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而晋、宋以来的论文之作，也都存在“曾无品第”的缺陷。因此，钟嵘乃将推溯源流与品第优劣结合起来，既别裁伪体，又正本清源。《诗品》分上、中、下三品，分别评论了自汉以来的一百二十四家(包括古诗)作品，其中三十六家又分别纳入《国风》、《楚辞》和《小雅》系列，谓“入此宗流者，便称才子”。列入上品的诗人中，大多出于《国风》系列，其中包括“建安之杰”曹植，“太康之英”陆机和“元嘉之雄”谢灵运。中品诗人除颜延之外，均出于《楚辞》系列。这又体现了另一层次的高低。通过“三品升降”和推溯源流，钟嵘力图为诗歌创作和批评树立起新的“准的”。在理论上，钟嵘尤其重视外在景物及人生际遇对诗情的感发作用，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中有属于自然者，“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亦有属于社会者，“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较之陆机《文赋》仅偏重四时变化对人情的感发，显然是一大发展。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钟嵘强调对赋、比、兴的综合运用，指出：“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比一味强调使用“比兴”，显然更为正确。正因为如此，钟嵘反对用典，所谓“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又反对说理，斥责玄言诗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又反对声律，认为诗歌应重视自然音韵，“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此类见解，堪称卓识，在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诗品》刻本，除辑入诗文评或类书者外，以明嘉靖年间繁露堂本为传世最古者。此后，收入丛书及单刻本甚多，明、清以来，亦偶有校、注。近人校注之作，有陈延杰《诗品注》、古直《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曹旭《诗品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