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讽谕
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其内涵主要是概括了以文艺为手段，力图委婉曲折地干预政教、批判现实的创作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汉书·王褒传》引西汉时宣帝语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后来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也提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主张。所称“讽谕”，系由《诗大序》中的“风刺”之“风”演化出来的。其实，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辞赋时早已具有“讽谕”的精神，只是他用“风谏”之称而已，《史记·司马相如传》云：“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汉人对于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不管是批判或颂扬，所称“风谕”之旨，“风谏”之义，大同小异，均明显受汉代儒家经学的薰染。因此，以儒家正统诗学为源头而发育成的“讽谕”概念，在两汉时代，就基本确立了。对“讽谕”之义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总结自已的创作道路。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说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他不仅创造了“讽谕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系统中的特有品类，而且还指出了讽谕诗创作的内容、目的、功能、方法和它同儒家人生观、价值观的密切联系，从而把“讽谕”的义蕴系统化，或者说建构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讽谕诗”理论。其集中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品，《与元九书》之外，还有《新乐府序》、《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词赋》，《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等论文和《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采诗官》、《读谢灵运诗》等诗篇。其内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强调作品内容的批判性。他一再申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二是要求作者敢于仗义直言，无所畏惧。所谓“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都比《诗大序》中提倡的“主文而谲谏”，具有更鲜明的态度，更积极的精神。三是主张讽谕诗也要发挥诗歌艺术感人的力量。因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诗歌创作的根本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他认为张籍古乐府诗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可讽放佚君”，“可诲贪暴臣”，“可感悍妇仁”，“可劝薄夫淳”。四、他还把讽谕之作的特殊规律概括为“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和讽谕诗论，把从儒家正统诗学中演化而来“讽谕”概念的理论内涵，极大地充实发展，并予系统总结。白居易之后，历代论诗、谈词而言及“风”、“讽谕”之义者，无不受其理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