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肌理
古代诗学概念。原指器物表面的纹理，如东汉蔡邕《弹棋赋》云：“设兹文石，其夷如坻。采若锦绩，平若停水。肌理光泽，滑不可屡。”后引申指花木等的质地纹理，特别是人的皮肤纹理。谈艺术而言肌理，始见于东汉张衡《西京赋》：“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李周翰注：“虽毫厘肌理之间亦能分擘。”这里讲的还是辨析精微的论辨艺术。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也有“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之语，更进一步把精密周详的思维方法，直接用以分析文学现象。所称“肌”和“理”，分别指代文艺作品的具体形质和结构规律，而“擘”和“分”则指主体认识或分析文艺现象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法。后来清代翁方纲提倡“肌理”说，虽然翁氏只溯源到杜诗“肌理细腻骨肉匀”(杜甫《丽人行》)，和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评唐子西诗“格力虽新而肌理粗疏”二语，其实，其理论内涵在汉魏六朝时已肇其端。但前人常把“肌”与“理”割裂为两个独立要素，而翁氏则合二为一，视为一个完整的审美概念而大力提倡，并形成了乾嘉时代的肌理说，以此批判当时流行诗坛的格调说、神韵说和性灵说，当时颇具影响，几乎与上述三派分庭抗礼。翁方纲《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云：“格调、神韵皆无可着手者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间，而审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艰哉! 智勇俱无所施，则惟玩味古人之为要矣。”以肌理说来反对格调说的浮廓，神韵说的空疏。又其《月山诗稿序》：“故为诗者，实由天性忠孝，笃其根柢，而后可以言情，可以观物。”则以传统儒家“诗教”来言“肌理”。所倡根柢忠孝之“情”，意在批判当时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是逾越了封建伦理规范。于是，从魏晋南北朝后逐渐兴盛的纯文学观念，在翁氏提倡的肌理说中，又退回到广义的杂文学观念基础之上。以“忠孝”为根柢，合性情与学问，而归之于“事父事君”，这就是翁氏肌理说对“诗”的基本看法。他把诗重新界定为杂文学样式，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乾嘉经学极盛和当时诗歌创作流弊双重激发的结果。综合翁氏有关的“肌理”论述，其要义有三：一曰活法，二曰实学，三曰义理。先讲“法”，它指的是创作形式和方法。诗歌创作的“针线”，是“肌理”义蕴的表层。他提倡的是“活法”，意思有三个层次：一指“法自儒家有”的，“立本”之法;二指“尽变”之法，三指“有我”之法。内容见其《诗法论》。次谈实学，这是翁氏要求诗歌载体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肌理说理论特色的一个论点。其《延晖阁集序》云：“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则文章即政事也。”所称“肌理”即“实际”或“实学”，其中包括了四个方面内容：一为政事，二为行事，三为学问，四为人品。而政事方面，他又要求言得失，述旧闻，借故老之言行，论学术之渊源等，所以又强调“借诗以资考据”(《石洲诗话》卷四)，可见乾嘉考据之学对于诗论的影响。至于歌咏个人行事，也必须是“无一笔不可寻其根源，按其实地”(《重刻吴莲洋诗集序》)。他强调诗以“学”为本，所以赞扬“学人之诗”，道出了肌理说的真谛。他论诗虽也讲性情，但其“性情”是“天性忠孝，涵养深醇”，由学儒经而致，而与袁枚说“性情”之本质有异。再说“义理”。肌理说中之“理”义蕴包罗甚广。其《志言集序》云：“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其“理”统摄性道，涵盖万有，实际上是把集中代表封建正统的“义理”玄化为宇宙本体，成为诗歌特殊本质存在的根本依据。所以他在《考订论》中说：“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也”。翁氏肌理说，提倡“学人之诗”以实学，批判格调、神韵和性灵三派，影响虽不及上述三派，但代表了一大部分乾嘉学者的诗学观点，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影响直到近代不息。但是他们轻视诗歌的独特审美特征，以学术考证为诗，脱离时代，实是理论的倒退，故当时袁枚讥之云：“误把抄书当作诗。”(《论诗绝句》)一针见血，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