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重要诗人·王安石
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因曾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随父王益游宦四方，洞悉人情民瘼;好读书，自诸子百家之书，乃至《本草》、《素问》、小说，无所不读，过目终身不忘。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第四名进士及第，走上仕途。早年以任地方官为主，历任签书淮南判官、知鄞县、通判舒州、知常州、江东提点刑狱。所至开发水利、发展农业、扶贫拯困、兴办学校，多有惠政。安石与同乡曾巩交好，通过曾巩延誉，文坛领袖欧阳修特别赏识其学识与文才。嘉祐四年(1059)，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其时举朝上下，因循苟且，纲纪弛懈，政治腐败，国困民穷。安石早以稷契自命，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从整顿财政角度提出变法主张，未被接受。嘉祐八年，丁内艰去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服除，不入朝，在江宁聚徒讲学与著述。神宗即位，锐意行新政，召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入朝，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揭示“本朝”在“百年无事”之后所酝酿的危机，深得神宗赞同。熙宁二年(1069)，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推行新法，陆续推行者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等，引起许多朝臣反对，于是安石只在趋奉者中寻求支持。熙宁七年，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安石罢相，为观文阁大学士、知江宁府，乞召韩绛自代，引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欲借他事以倾安石，新党内讧，群龙无首。熙宁八年春，再度起复为相，并上《诗》、《书》、《礼》的《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作为“新”学之基础。熙宁九年，其子王雱病卒，在政敌攻击下安石心灰意冷，坚决请辞，晚年隐居江宁，不问政事，日与僧侣佛徒往来，疏解《楞严经》，沉溺于佛典，所作小诗亦多有机锋。安石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从政治家角度看待儒学，从而形成注重功利与实际的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把文学看作政治之附庸，当作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目的之手段和向不良政治及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之工具。因此，王诗重要之特征就是为其维新变法与清除弊政服务。如《感事》、《兼并》、《收盐》、《发廪》、《寓言》等等都是为变法服务的诗章，极有现实性，然而大多写得枯燥呆板、质木无文。还有许多作品反映出作者对于民族矛盾的关切、对边事的忧虑。从《入塞》、《出塞》、《白沟行》、《阴山画虎图》、《河北民》等名篇中可见宋朝国势积弱导致辽国的坐大与嚣张，这不仅给国家造成威胁，也给民众带来很大损害。王诗中艺术水平最高者乃其描写山光水色、抒写个人情志的律绝小诗和五言古诗，如《葛溪驿》、《示长安君》、《书湖阴先生壁》、《悟真院》、《泊船瓜洲》、《江上》、《夜直》、《寄蔡天启》、《乌塘》、《柘冈》、《钟山晚步》、《钟山即事》、《杖藜》、《秋云》、《金山三首》等，皆可视为其代表作品。安石晚年七绝精妙绝伦，当时即为人称赞，名为“王荆公体”。黄庭坚云：“荆公之诗，暮年方妙。”(《后山诗话》)又言：“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见《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言安石小诗“去词去意而诗存在矣”，“《三百篇》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这类小诗看似平淡闲适，却有味外之味。吴之振云：“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安石善于用典，善于炼句炼字。钱锺书言王“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馀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宋诗选注》)。安石亦工于古文与词。著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王文公文集》，编选了《唐百家诗选》。《宋史》卷三二七有传。清顾栋高撰有《王荆公年谱》三卷附遗事一卷，清蔡上翔撰有《王荆公年谱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