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六义
古代诗学概念。“六义”原称“六诗”，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当是先秦时代的美学观念。汉初《诗大序》加以继承和发展，改“六诗”为“六义”，成为我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大。《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按照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后来朱熹又据此发挥，称风、雅、颂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见《朱子语类》)。用今天的话来说，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方法。但近人郭绍虞《“六义”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则以为风、雅、颂、赋、比、兴原本都是古代诗体，风雅颂为入乐诗体，赋比兴是不入乐民间诗体，后来又因不入乐的民间诗体太多，不便分类，于是当时的史官或采诗官只能本于作诗表现手法来加以分体。所以后来赋比兴又逐渐衍化为三种不同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所论新颖，可备一说。不过至今一般人仍沿用朱熹的“三经三纬”之说。《诗大序》之“六义”，有关赋、比、兴的解释，可参见“赋比兴”条，此不赘述。关于风、雅、颂，《诗大序》以为风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一人”，指作诗之人。所以孔颖达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而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也就是说，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至于颂，则是祭祀时赞美祖宗的诗乐。但当作者进一步引申发挥，如谓风有风教、风化、风刺、风俗等解释;谓雅为“正”，专言王政废兴，而“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别等，特别强调各类诗体宣扬政治道德的教化功能，则不免过分牵强。“六义”说中，提出“风刺”、“变风变雅”、“主文谲谏”诸问题，从诗歌的艺术风格要求，到诗歌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后代的儒家批判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六义”说，即是一例：“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白氏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儒家“六义”诗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