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
古代日本、韩国和越南诸邻国，历来以中国诗论为本国诗论，指导汉诗人的创作。它们的诗话即受中国影响而产生，形式丰富、多样，其论中国诗说，自然也受中国学术的影响。对于风、骨、神、韵、气、味这些特有的概念，邻国学者同样熟悉。例如，黎贵惇(越南黎朝显宗时人)说越诗，直追“汉魏齐梁”、“隋唐宋元”(《全越诗录例言》);李奎报(高丽朝高宗时人)说朝诗，亦明“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白云小说》)之意;而日本平安时代大江匡房的《江谈抄》，已有类似诗话的片断，镰仓时代虎关师炼的说诗评韵之文，更直接以“诗话”名之。所有这些做法，与中国古人并无二致。日、韩、越三国，至今保存古人的诗文序跋、诗话文话和有关诗文的书信，成了这些国家诗歌理论发展的基础。明治维新以后，它们先后接受西方的影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西学的东渐，深刻地改变着日韩学者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以致使其中国诗论研究，与西方、俄苏相比，也独具特色。以日本为例，中国诗论研究大体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为垦拓期。研究者多出生于明治末年，他们接受了西方思想，一改尊经重史、轻视小说戏曲的旧习，以新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的性质作出概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是第一部中国诗论史著述;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思想史》(1943)和《清代文学评论史》(1950)，则属这一领域的开拓性著作。多数学者注重对该领域的总体性描绘与把握。因此，近藤春雄的《文心雕龙》、《诗品》研究，也冠以《支那文学论的发生——〈文心雕龙〉与〈诗品〉》之名。这时虽在总体认识上沿袭西方观念，但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日本学者可能深于西方学者。当时，日本文学界“艺术至上”的思潮对研究者有所影响，这表现为过高评价魏晋的文学思想和理论。
二、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为培植期。这时有战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高涨为背景，学术研究已深入到某一时代或某一著述的考证、辨析之中。高松亨明、高木正之等人的《诗品》研究，京都大学的《诗品》、《文心雕龙》研究，九州大学目加田诚、广岛大学斯波六郎的六朝文学思想研究，横山伊势雄的宋代诗论研究，横田辉俊的明代评论史研究等，都在各自领域潜心耕耘。当时中日之间不便交流，日本学者如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郎、目加田诚等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培养新生力量。诸如横山宏的《南齐书·文学论》译本、丰福健二的《六一诗话译注》、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小林建志的《二十四诗品》译本、横田辉俊的《诗薮》译本、泰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国崎望久的《〈沧浪诗话〉给近世歌论的投影》等等，均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著述。
三、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末为收获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学术交流有所加强，战后日本新一代研究者的惨淡经营也开始奉献成果。这时仍以几部要籍为重要研究对象。户田浩晓积数十年《文心雕龙》之研究，结成了《中国文学论考》一书;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兴膳宏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也均是多年成果之集大成。这些著作对垦拓期先师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近来的《文心雕龙》考辨，仍然层出不穷，清水凯夫、门胁广文、安藤信广等人，在此争立新说，研求精义。中国其他诗论，从先秦诸子到清季王国维，也均有书文涉及。现在日本已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研究阵容，研究家多达数十人。
日本学者治学，注重大量占有资料，穷搜欲尽，考辨严谨，不尚空论，但又时有罗列过繁、阐发不足的弊端。在思考方式上，多拒绝绝对化、极端化的观点，而取兼容折衷的态度。研究者甘于寂寞，埋头著述，这种敬业精神是他们的成功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