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古今诗人秀句
诗句选集。唐元竞辑撰。元竞，字思敬，龙朔元年(661)为周王府参军，总章中(668—670)为协律郎。据《旧唐书·文苑传》载，竞“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此书久佚，仅存一序，见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尚可藉以略窥其撰写过程及大旨所在。此书之编纂，始于竞为周王府参军之时，参与其事者，有刘祎之、范履冰等人，然而当时“王家书既多缺，私家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及总章中预修《芳林要览》，元竞更加剪取，编成《古今诗人秀句》两卷。其收录范围，“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就其理论而言，与六朝诗论颇有渊源。“秀句”一词，较早出现于《文心雕龙》和《诗品》中。《隐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诗品》卷中评谢脁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古今诗人秀句》之书名当有取于此。其选录秀句的标准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从论点、术语乃至造句，都明显受到刘勰和钟嵘的影响。魏晋以来，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在作品中不时出现“佳句”，于是在批评上也相应出现了“摘句褒贬”(《南齐书·文学传论》)，“秀句集”正是其进一步发展。《古今诗人秀句》是这类著述之祖，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僧玄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黄滔《泉山秀句》三十卷，均见录于古代史志，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录佚名之《秀句集》、《秀句录》各一卷。此外，如日本大江维时亦有《千载佳句》两卷，专选唐人“佳句”;而《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丽句》、《当世丽句》等，则又专撷东人秀句为书，可见后世仿效风气之盛及影响范围之广。“秀句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写诗时的“发兴”，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出选录者的审美情趣和理论主张，所选“秀句”即为具体可征的写作模式。“秀句集”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摘句图的出现。所以，元竞《古今诗人秀句》一书，正代表了从六朝的“摘句褒贬”到晚唐的“摘句为图”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