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诗镜总论》新诗鉴赏
诗论，一卷，明陆时雍撰。时雍见《古诗镜》。陆氏有古诗、唐诗选本名《古诗镜》《唐诗镜》。此为二选本之总论。
本书以论诗之特质和先秦至唐诗人作品特色为主。作者重视诗歌各种体制最初作品之特质，又以此特质衡量后世诗作，因而得出文学退化的结论：“诗有六义，颂简而奥，夐矣尚矣。大雅宏远，非周人莫为。小雅婉娈，能或庶几。风体优柔，近人可倣。然体裁各别，欲以汉魏之词，复兴古道，难以冀矣。西京崛起，别立词坛，方之于古，觉意象蒙茸，规模逼窄，望湘累之不可得，况《三百》乎?”西汉尚如此，那么东汉、魏晋南北朝则愈加衰退，至唐更是等而下之，一代不如一代了。对于诗歌史的总体看法如此，对各种体裁的评价则更是如此。
如四言诗在陆时雍看来是应该“优而婉”的，而这种体裁是“衰自西京，绝于晋宋”的。
五言则在汉“遂为鼻祖，西京首首俱佳”，如言“《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
至于唐代的五古比起两汉来是有“八不得”之缺点的：“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礴，而唐以径出之，八不得也。”这简直是一无是处了。
对七言、律体他都有这种看法，总之，时雍认为某种体制，以初作为最佳，以后则每况愈下，否认体制也有一个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陆氏认为唐诗不如古诗，其主要观点就是古诗情深，唐诗情不足常以意补之。他说：“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
“情”往往不速而至，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是不确定的;而“意”是被理性支配的。时雍这些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情”“意”是不是唐诗与古诗之分野，这是不能苟同陆时雍意见的。另外诗歌是抒情的，它固然应该以情胜，但是“意”也不一定破坏“情”，而是辅“情”而行的。像《涂山女歌》“候人兮猗”就此一句，纯以情行。两汉时，五言诗刚刚形成，用以写情，情尽而止，因此，《古诗十九首》给人印象是“情深”。其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诗歌所要表现的东西越来越多，诗歌体制也有所变化(例如人们对格律的追求)。纯粹的“情”已构不成一首完整的诗歌，其中有些需要“意”补足，或需要“意”衔接和调整。一首律诗有两三句出于情，也就很难得了。格律诗的出现就与纯粹的“情”已经构不成一首诗有关。唐代尚且如此，宋以后就更是这样。因此，陆氏的要求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是无视诗歌发展变化的。这种意见对王夫之有一定影响。
作者富于艺术修养，书中对诗歌所作的艺术分析和艺术判断，时见精义。
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历代诗话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