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四溟诗话》新诗鉴赏
诗论，四卷，明谢榛撰。榛见《四溟山人集》。此书又名《诗家直说》。
谢氏为明中叶“后七子”之一。其论诗主张大体上代表了“后七子”复古主义的诗学观点。在本书中谢榛标举盛唐，参以初唐。认为只有遵循这个途径才是正确的创作道路。
书中介绍了作者与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等人在京师结社以及揭橥论诗宗旨的过程：“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选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实际上，这种论说仍是脱离不了模仿，只是从模仿一家，变成模仿多家。
谢氏以重振唐调自命，并认为：“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由此可见，谢氏认为盛唐诗的精髓在于“气格”，具体一些说就是“音节声调”。而要学到这些在他们看来是可以通过“熟读”“歌咏”“玩味”盛唐的典范作品来实现的。这种论诗主张是上承李东阳、下启沈德潜的。
在强调“格调”之外，谢榛还重视下面这些范畴：“体”“志”“气”“韵”。具体说就是：“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这些大多与诗人人格有关，所以，谢氏又表示要达到上述那些标准，关键在于“养”与“悟”。也就是要通过修养和领悟提高自己的人格，从而达到对诗歌妙境的认识。即“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谢氏对盛唐诗的含蓄也有所领悟，他说：“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也就是说，唐人善于情文相生，而且两者融合无间。与此相反，谢氏对宋诗则多贬斥之词。他认为凡是唐人的长处，宋人皆反其道而行之。如言“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旁韵，牵合成章”。“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这些都与谢榛所力主的“气象、格调、兴象”相反。因此他特别强调学诗必须严唐、宋之界，不要效法苏、黄。应该肯定谢氏学唐诗的目的还是想自成一家的。就是他所说的在十四家之终又添一家，而不是把自己造就成为优孟衣冠，成为毫无生气的土梗木偶。
因此，他主张要“神交古人”，要注重诗歌章句中的“神”“气”，不要“执于字句之间”;作诗要重在“性情”，学习古人要能出入古人之间，不要守定一人亦步亦趋。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然而在谈到具体作品时还是不离字句，忽略全篇;注重技巧，忽略内容;注重诗篇内写到的，忽略诗篇以外的东西。在用这种理论指导创作时，仍然脱离不了字句的模仿。
《四溟诗话》原附在《四溟山人全集》而行，名为《诗家直说》，后有单行本行世。清胡曾耘雅堂刊此书，更名《四溟诗话》，然非足本。道光间的《海山仙馆丛书》的《四溟诗话》即据此刊刻。
近人丁福保编刻《历代诗话续编》亦受耘雅堂本《四溟诗话》影响，然缺略更多。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排印本，即以丁氏的《历代诗话续编》本为底本，并用了《海山仙馆丛书》本加以校补。但其漏收者仍然不少。
今人王季欣作《四溟诗话校补》中增补六条(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今人赵伯陶所撰《四溟诗话考补》又增补十余条。其文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二辑)。
另有今人李庆立、孙慎之的笺注本，名为《诗家直说笺注》。有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