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升庵诗话》新诗鉴赏
诗论，十四卷，明杨慎撰。慎见《升庵集》。
此书论诗尊崇六朝，于“前七子”尊崇盛唐的风气之中，别树一帜。“六朝之诗，多是乐府，绝句之体未纯，然高妙奇丽，良不可及。”书中对陶潜、江淹、庾信都有很高的评价。
对宋代有成就的诗人亦有赞美之词，如言苏轼的《东坡诗》八首“叙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尽其趣。”称米元章“诗律之妙”。这和李梦阳等人所谓“宋无诗”的态度不同。
全书评论上自远古，下迄明朝的历代诗人，品藻各家名作，探讨诗歌源流，剖析风格流派，时有独得之见。如言：“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按：姚应在贾岛之前)、方干、喻凫、周贺、‘九僧’(按：“九僧”应为宋人)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莖鬚’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士女所作，何尝撚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撚断肋骨亦何益哉!”这段话中除了个别史实有出入外，其中对姚贾诗派流弊的分析是很深刻的。
书中最引起争议的是其诗史条：“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骨皮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这段话后来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按：参见该书题解)对杨提出批评，清人也参与了这场辩论。
“诗史”之说不是宋人提出，而是唐人孟棨的《本事诗》就说杜诗把其生平“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到宋代人们对于“诗史”这个概念解释日益丰富，已经接近我们今天对“诗史”的认识。文学作品应该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从反映生活这个角度来说，它和历史是没有区别的。杜诗正是用生动的画面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杨氏所批评的杜诗，正是杜甫作品精华中的一部分。杨所说的“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也是宋人的意见。洪炎曾说杜甫的“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则几于骂矣，失诗之本旨也”。(《豫章黄先生听退堂录序》)可是作为反映现实生活和摅写人们情感的诗歌是有责任描写社会黑暗和表达诗人的怨怒之情的。
此书以考订文字居多，但由于杨氏僻居云南，手头书少，疏略之处，比比皆是。
书中每论一事，各有小题，其顺序按标题首字各行其是多寡而定。
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历代诗话续编》本。另有今人王仲镛所著《升庵诗话笺证》，对于该书之谬误多有辨证。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