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词论· 人间词话》新诗鉴赏

词论，二卷，近人王国维撰。国维见《王国维诗词笺校》。

王氏是受西方美学理论影响较大的士大夫学者，此书便是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词学结合的产物。其理论以“境界说”为核心。

他指出“境界说”是继承了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的，但比严、王所用概念更准确，而且是探其本之论。从这一点出发他论述了诗词艺术特征和诗歌创作上的许多问题。

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什么是境界?王氏指出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为“有境界”的“最上乘”之作。

他还指出有“造境”、“写境”的区别。“造境”、“写境”是“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云：“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这些论述实际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中两大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点和关系问题。指出两者根本区别是在一为“写境”，也就是如实地再现生活;一为“造境”，也就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生活。但两者也密不可分。因为在再现生活过程中，也有取舍问题。在取舍标准上不能不反映作者的理想;按理想塑造生活时，其材料亦必来源于生活，因而再理想的境界也不能脱离现实。

他还将词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种说法源于叔本华的美学理论，用以说明在诗(或词)境中诗人感情渗透的程度。如渗透得深、感情表达得极为强烈：“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氏认为这种境界给人以强烈的震动，因此它是“宏壮美”;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则是在“宁静的观照”中描绘出一幅风景画。作家的感情表现得比较隐蔽，读者在欣赏中“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这些是传统诗词学者们曾经论及而未能加以系统分析的。

论及创作，他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应该说王氏对作家与人生、生活的关系是理解得很透辟的。不深入生活则不能表现，即使表现，毫无生气;不跳出生活则不能全面认识它，更不能从更高的层次分析它，掌握它。

王氏反对使用代字、用典，提倡“不隔”，也就是要把“真景物”“真感情”毫不隐蔽地表现出来，言情必沁人心脾，写景必豁人眼目。所谓“真感情”，在王国维看来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是“赤子之心”。”

他最欣赏唐末五代及北宋词。认为李白词“纯以气象胜”;温词“精妙绝人”;韦词其秀在骨;冯延巳词“深美闳约”。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欧阳修词“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秦观词“最为凄婉”。对于南宋词，则盛赞辛弃疾：“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

王氏还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某一文体必然“始盛终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这一主张有很大影响。陆侃如、冯沅君写《中国诗史》就以“一代有一代文学”论点为指导，唐只言诗，宋只论词，元只评价曲。这种做法未免绝对化。

此书上卷系根据《人间词话》原稿整理而成，这些条目最初在1908年分三次刊登在《国粹学报》上，后赵万里、王幼安、陈明乾、徐调孚等人又从王国维其他著作中抽出论词之语，编为“附录”一卷。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排印本，由徐调孚注释。

又有齐鲁书社1981年排印《人间词话新注》本，由今人腾咸惠校注，此书又补辑了以前诸本所无的十三条。

另有今人施议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对此书加以增补，得一百五十六条，分为四卷，并加白话译注题解，名为《人间词话译注》，198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