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词论· 白雨斋词话》新诗鉴赏
词论，十卷，清陈廷焯撰。廷焯见《云韶集》。
陈氏继承和发扬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推尊词体，认为它“能上溯风》《骚》，与为表里”。并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触，有所寄托：“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所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管弦。”(《自序》)
陈氏提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所谓“沉郁”就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陈氏是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看待“沉郁”这一风格的，他认为这种风格是词体最应有的风格，亦是最崇高的风格。它来源于作者深厚博大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与国家休戚、民众苦乐、士大夫的出处有关。
他对辛弃疾的忧国忧民之作极为赞许，认为他是“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
对于宋遗民王沂孙怀念故国之作也称赞备至，认为“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在表现上多用比兴手法，做到“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并采用婉曲之笔，切忌直露，在遣词造句、用字选韵上要典雅，切忌鄙俚，这样才能写出“体格”高的作品，才符合“沉郁”风格的要求。
作者还把“沉郁”纳于儒家诗教。他主张：“温柔为体，沉郁为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否定了许多慷慨激昂、摅写壮怀、指斥当道的优秀作品。如他对陈亮、刘克庄一些作品评价有失公允。
在“沉郁”之外，他肯定的还有“直截痛快”风格的作品。
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他主张“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这样的作品是词中上乘，有些“质过于文”者，如苏轼、贺铸、辛弃疾、张皋文的一些作品，陈氏也认为属于上乘。至于文胜于质则属于次乘了。
他还提出了词中“四圣”，主张“词法莫密于清真，词理莫深于少游，词笔莫超于白石，词品莫高于碧山，皆圣于词者”。在四者之中又独推尊王沂孙，言“碧山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托体最高”，甚至以杜甫为拟。
全书对由唐至清历代有代表性的词人皆有评论，持论也较为公允，可作为一部小词史读。
作者最反对“鄙词”“游词”“俚词”。所谓“鄙词”就是刘过的《沁园春》的咏“美人足”“美人指甲”之类。所谓“游词”也就是指浮泛应酬之作。“俚词”则指柳永、黄庭坚等人的俚俗之作。
此书原作十卷，后删定为八卷刊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据此排印刊行。后发现陈氏手稿足本，今人屈兴国据此足本加以标点、校勘、注释，后附其早年所著抄本《云韶集》中的论词文字和有关陈氏的史料，由齐鲁书社1983年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