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家·顾炎武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绛，江苏昆山人; 清兵破南京后，更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是清初三大遗民之一，在抗清斗争失败后，恢复之心不死。清王朝开明史馆，欲延致之，他以死相拒。有人劝他： “先生何不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顾炎武一笑置之： “此所谓钓名者!” 他以 “博学于文” (孔子语) 与 “行己有耻” (孟子语)为做人的准则，对当时的士风痛加针砭，称北方学者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提倡 “书足以匡时，言足以救世” 的 “实学”。他生当易姓改朝之际，而新王朝又是异族所建立起来的满清，故他有 “亡国” 与 “亡天下” 之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而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将这段话的意思概括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可见顾炎武的反清复明，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忠臣气节，而是一种民族大义，故在近代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他被视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复明彻底无望之后，顾炎武便埋头整理学术，日常读书，有所得即随手记录，累积起来的成果就是改变一代学风的 《日知录》。《日知录》属于考史性质的杂记，内容包括经义、典章、世风、天文、史地、兵农、艺文等，不但博学洽闻，而且考证翔实，言必有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 “实证” 的方法，这种方法经过乾嘉学者的发扬光大，成为一代显学，这就是被胡适称为科学方法的 “考据学”。但是，顾炎武并非泡在故纸堆中的学究，他是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的游学者，每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至厄塞险要之处，必访问老兵退卒，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史实掌故，如遇有和平时所闻不合者，即检书对证，反复比勘。明代中期以后盛行陆王心学，讲究 “致良知”，这 “良知” 就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 等等，士林中形成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学风。顾炎武对这种空疏的学风深恶痛绝，甚至将明朝亡国的账算在它的头上。他在《日知录》中表现出的实证精神，就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更有 “经世致用” 的目的。顾炎武的门人潘耒为《日知录》作序称： “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书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又说： “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著此书之意也。”后来的考据学家尊顾炎武为开山宗师，视《日知录》 为考据学的经典，主张为考据而考据，这与顾炎武 “经世致用” 的精神恰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