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制度·赋税
古代国家向人民征收的人口税、财产税、田地税、工商税等，为古代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春秋以前，土地属国王所有，农户按照一定比例交纳贡赋。据《孟子·滕文公上》：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贡、助、彻都是说的田税制度，赵岐注： “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 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 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税率为十分之一，即什一税。春秋战国时代，土地开始私有化，各国也出现了 “履亩而税”的新税法，据 《左传》记载，鲁国在宣公十五年 (前594) “初税亩”，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只是田地税，工商税的征收不详。“赋”和 “税”在秦汉已有区别，赋指口赋即人头税，税指田租即土地税。《汉书·食货志》： “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 (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颜师古解释： “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虽不垦殖，亦取其税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贩之利，衡虞取山泽之财产也。”汉代的人头税有口赋和算赋两种名目，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交二十钱; 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商贾和奴婢加倍征收。土地税则为三十税一，即征收产量的三十分之一。汉武帝时代，开始向商贾征收 “算缗”，即财产税。每价值二缗 (一缗为一千钱) 的财产抽一算 (一百二十钱); 马车每乘抽一算; 五丈以上的船抽一算。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加以战乱之际，人口变动大，难以征收人头税，于是便废除了秦汉以来的口赋和算赋，实行租调制度。租指田租，调即户调，也就是户税，一般是交纳帛、麻、绵等。这种税制在唐代便发展为以丁定赋的租庸调制，丁指成年男子，租指田租(土地税)，调指户调 (户税)，庸指力役。按照唐王朝的规定，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 (一百亩)，每丁每年纳粟二石为租，纳绢二丈、绵二两为调，服役二十天或以纳绢代役为庸。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将租庸调制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唐代中叶，随着土地兼并之风的盛行，均田制逐步瓦解，大量田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许多农户则变为佃户、庄户、客户，国家税收大为减少，财政困难。宰相杨炎提出改革税制的新方案，这就是以土地和财产为纳税主体的 “两税法”，因每年的赋税分夏、秋两季交纳，故名。两税法规定，不管主户、客户，一律在现居住地立户籍，不管人丁多少，一律以资产确定纳税高低。商人按财产纳税，税率为三十分之一。在土地私有化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时代，以资产定税的两税法显然比以人丁定赋的租庸调制更为合理，其基本原则便构成了后代赋税制度的基础。明朝后期推行的赋役合一的一条鞭法，清朝前期确定的地丁合一、摊丁入地的政策，其特点都是按亩计税，以资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