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历史散文·《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先秦(含秦)散文·历史散文·《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 “吾孰与徐公美?” 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 “善。” 乃下令: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 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 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



本篇选自《战国策·齐策一》,标题是另加的,有的以首句“邹忌修八尺有余”为题。



****



这篇散文,主要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说明为国君者必须广泛听取人们的意见,作为施政的依据。文章用夹叙夹议法,写得巧妙生动,很具说服力。但结尾所记的燕、赵、韩、魏朝拜齐国之事,则是一种作者的夸张,同史实不符,但它取到了艺术效果,不应删除。

对于这篇短文,篇幅虽不长,但后世人们对它的分段却分歧甚大。有的分成四段,有的分成五段,又有的则细分为八段,可又有把它併成两大段的。对于这种分段,随意性太大,似乎均有不妥之处,有的过细,有的嫌粗,有的在数量上似乎差不多,但就其内容内在关系看,又有不科学之处。其实文章分段关系到对文章精神的理解与掌握,不可掉以轻心。依我的理解,分成五段为宜,则在朱东润《读本》基础上,略加调整即可——把第四段的结尾三句拎出另设一段,成为本文的第五段。因为,它是全文的总结,也是纳谏的总效果,不宜附于某一段之末。这样,使全篇文章段落分明,眉目清晰,还可起到强调作用。

按照这个五段分法,各段的中心内容是——

第一段:妻、妾、客谬赞“君美甚”(提出);

第二段:看破人情,因小悟大(醒悟);

第三段:现身说法,委婉进谏(进谏);

第四段:齐王曰“善”,高价纳谏(纳谏);

第五段:内政修明,四海臣服(效果);

第一段:妻、妾、客谬赞邹忌“美甚”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

邹忌,齐国之相,其身材修长,气度不凡。八尺有余,这是古尺,只相当于今尺(市尺)五尺六寸光景。昳丽,即逸丽,昳(yì),通作“逸”。说他神采焕发,气度不凡。早晨,他穿戴好了,朝着镜子望望,问他的妻子道:“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好看呀?”孰,疑问代词,用于问人,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谁”、“哪一个”;也可用以代事,与“何”同。此为前者,是说:“我与城北徐公谁长得漂亮?”他的妻子答道:“你漂亮极啦,徐公哪能比得上!”可是,城北徐公,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啊。因此,邹忌不敢信,于是——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 “吾孰与徐公美?” 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

忌,即邹忌,他听老婆的赞美,不敢相信,又去问他的小老婆道:“我的美貌比起徐公怎么样?”小老婆即答:“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呀!”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 “吾与徐公孰美?” 客曰: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旦日,即明日。第二天,一个客人从外地来,邹忌在跟他坐下来谈话之间,也问起客说:“我跟徐公,谁长得漂亮啊?”客即答:“徐公不如您漂亮啊!”

在这一大段中邹忌为自己的“美貌”,征询了妻子、小妾和客人,三种人只有一个答案:君之美甚于徐公。这引起怀疑,于是,文章进入下一段。

第二段:看破人情,因小悟大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明日,此指又过了一天。城北徐公,来到他家里,邹忌将他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孰视,“孰”乃“熟”的本字。孰视,即仔细地看。觉得自己实在不如他。于是,他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不如人家。到晚上,睡觉时将此事细细琢磨了一番,心里说:“妻子说我漂亮,那是偏爱我呀。美我,以我为美,这里的“美”字,形容词作动词用,即意动用法,是“赞美”。私我,即偏私袒护,用法同以上一样,也是表态副词作动词用,“私于我”。小老婆说我美,那是害怕我啊;客人也说我漂亮,那是因为有些事情他要求我帮助啊。

邹忌把此事细想一遍之后,他终于想通了:凡是对自己有偏私,有所畏惧,或者有所企求的人,在你面前,只会说讨好的话,不会说些缺点、不好听的话的。原因就在这三个字上:私、畏、求。你看,邹忌这一悟知,多么深刻啊! 但是,这是要先破除“人情关”之后,才能拨开云雾见白日,才能即小见大。并且由此及彼,由己及人。特别是像国王那样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则更是如此。

第三段:现身说法,委婉进谏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 “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

邹忌带了自己这个深切体悟,入朝见了齐威王(即齐国有名望的君主),说了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地对齐威王进了谏辞——

“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邹忌从自己体验联系到齐威王的处境比自己更加优越:大王生活在一个人有所偏私、有所畏惧和有所企求的环境中,一定是个耳不灵、目不明的受蒙蔽极深的人。于是,入朝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但威王听了怎样呢?会不会采取周厉王那样的态度——勃然大怒呢?下边一段就解答这个问题。

第四段:齐王曰:“善”,高价纳谏



王曰: “善。” 乃下令: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 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齐威王听了邹忌的谏辞后说:“你说得好!”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无论朝廷臣子、地方官吏和全国老百姓,谁能当面指责我的过失的,就给他上等奖赏;”面刺,即当面揭举过失。命令还说“能写奏章直言劝谏我的,给他以中等奖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谤讥,评议,也即议论。谤,此指直言其过失,并非诽谤。闻,传到。即“闻于”寡人之耳者。这两句是说,能在公共场所批评我,而又传到我的耳中的,给以下等奖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 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这道要求进谏的命令刚下去的时候,臣子们纷纷进言规劝,院子里就如集市那样熙熙攘攘。过了几个月之后,只是隔些时候,时断时续地有些进谏的人。间进,隔些时间,间或有人进谏。一周年(即朞(jī)年)之后,有些人虽然想说,但已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了。

齐威王接纳邹忌的谏辞,即下令高价征求意见(这才是真正的“高价征求”呀),深得广大臣僚和人民的拥护,纷纷响应,一直到要说的话说完为止。这是真正的广开言路!这样做的结果怎样呢?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在国内,已经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威王之声望大大提高。这在本段,已明白地告知大家了。在国外呢?答案就在最后一段。

第五段:内政修明,四海臣服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齐之邻国燕、赵、韩、魏等国听了这件事,都前来朝见齐威王。朝见,指臣见君,尊敬地进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上打了胜仗”。这言外之意,只要内政修明,不要用武力就可以战胜别国,使四海臣服。



****



这篇散文,不但给世人讲了一个动听的历史故事,而且更重要的是提示了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主题。在这里,不妨让我们联系《国语》中的《召公谏厉王止谤》一文,来进行一些比较,看看有哪些异同之处?

一、思想内容比较

(一)相同之处:

①主题两文相同——开言路,明政治,强国家;

②进谏者基本相似——均为朝中大夫,都具有某些“民本”思想的政治家,而且都为善辞令者;

③关系完全相同——两者均为臣子对君主的劝谏,彼此关系可说完全一样。

(二)相异之点:

①对象不同——一个是暴君(周厉王),一个是明主(齐威王);

②角度不同——一个是谏止谤,带有被动、消极因素;一个劝纳谏,具有主动的、积极因素;

③结果不同——厉王绝对拒谏,国人造反,身败国亡;威王高价纳谏,誉隆国盛,四海臣服。

二、进谏方法比较

(一)相同之处:

①两文均设喻言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性和逻辑力量,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②两位进谏者的谏辞,不但富有说服力,而且均表现为一个忠直的、有远见的、责任感强的古代政治家,以个人魅力打动对方。

(二)相异之点:

①人称方式不同——一个现身法(邹忌),说理浅显,寓意深沉,且有风趣;一个是第三人称(召公),借典陈言,语言直白,态度严肃。

②论述事理方法不同——《止谤》除了用事类比、用物设譬的比喻法之外,还兼用了用典举例的“例证法”和“对比法”;而《纳谏》,只用了一种类比论证法,它以自己为典型,经过推导,引出一般结论。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归纳法”,即由个别到一般。

③语言风格上还有一点不同——《止谤》是用逻辑严密的“直言议论”来阐明观点的,而《纳谏》则以现身说法的“曲语开导”,来发启其君纳谏。

(三)写作意图比较:

①两文写作,虽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所处时代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意图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警示当世或后世,扬善弃恶,改丑为善。

②写作出发点有所不同:《国语》作者对于周厉王这样的人,是以记言来“贬”的,是批判对象;《国策》作者,对于齐威王(当世明君,在位三十七年),是予以褒扬的,是歌颂的对象。由此,演化出文章的如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