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晁错·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不农; 不农，则不地著; 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 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 “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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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汉书·食货志》，题目是后加的。它是晁错约于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向中央建议贵粟重农，借以充实国用，加强边备，巩固中央政权的一篇著名奏疏。

经过多年战乱和社会动荡，粮食已成汉初的迫切问题，尤其边防上大量驻军的粮食运输都成了困难。对此，贾谊已作过剀切的陈言，晁错又进一步陈述，并提出了边防和民食的具体措施。晁错的这些政治主张，对促进西汉的农业生产和解决当时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贵粟”观点，至今仍不失其启迪作用。

“疏”，原指分条记录，逐项记载，如“疏记”。此指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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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五节文字，各为一段，一段一层意思，即：

第一段：指出时弊，在于不农逐末;当务之急，广辟财货之道;

第二段：不农，是社会祸害之源;重农，为强国保民之本;

第三段：务农桑，在于人人贵粟;真贵粟，在于人君倡导;

第四段：指出农村破产，乃国家之大害;主张重农抑商，达贵粟之目标;

第五段：务农贵粟，以粟赏罚，才致贵粟;人粟于边，消除北患，巩固国防。

以下分段解说全文——

第一段： 指出时弊，在于不农逐末当务之急，广辟财货之道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一、诠词释句：

圣王与食之、衣之——圣王，贤明的帝王、国君。食，衣，此均用作动词，食(sì四)之，给他们吃。衣之，给他们穿。

亡与捐瘠者——亡，除下文“逃亡”之“亡”外，均同“无”。捐瘠者，指讨饭饿瘦之人。捐，贫乞者;瘠，瘦病(参见古注)。一说，被遗弃的饿死者的腐尸。瘠，借为“胔”(zī资)，即饿殍之腐烂者。

畜积与备先具——畜积，同“蓄积”，储存的意思。备先具，早作准备。

海内为一与不避汤禹——前者，指全国统一。后者是说，不比汤禹时代差。避，退让，不差于。

畜积未及——指粮食的储备赶不上汤禹时代。

遗利与游食之民——遗利，余利。指土地还有潜力。游食之民，指不劳而食的人，此主要指从事中间剥削的商人。

二、略述大意：

圣明的君王主要职责在于为民众开辟资财的门路，而不是由他亲自种粮给民吃，亲自织布给民穿。所以，尧舜在位时，连续九年水灾，商汤时连续七年大旱，而国内却未有人死亡和饿瘦得不象样的灾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积蓄多，而且早作了准备。如今，天下大定，土地人民之众，不少于商汤夏禹时代，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国家蓄积赶不上汤禹时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说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长谷的土地没有全部垦植，山林河湖的资源未曾全部开发利用，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也没有全部到农业生产上去。

在开头，作者即指出圣君必为民开辟资财之道，点明全文之要点。接着，用古今对比来说明，今之时弊在于：不农。这为下文着重论述贵粟重农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 不农，是社会祸害之源重农，为强国保民之本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不农; 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一、诠词释句：

不农与地著——不农，不从事农业生产。地著(zhuó茁)，汉以后，亦称“土著”，此指定居在农村。地著，即著于一地。

轻暖与甘旨——前者，指用毛皮或丝棉做的又暖又轻的贵重衣服。后者，指甘美的食物。

君安能以有其民——君主又怎能拥有他的百姓呢?意即君主难于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知其然——知道这样的道理。

务民于农桑——务使人民尽力于农桑生产。

民可得而有——能拥有人民。可得而有，即可得可有。

二、略述大意：

百姓贫困了就会产生奸佞邪恶之事，贫困由于不足，不足是由于不生产劳动，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而不定居就没有家庭观念，就会随意离开农村去漂泊。人正像鸟兽到处去找寻食物，即使有高高城墙和深深护城河，严法重罚也难以禁止他。人当寒冷之时，穿不择衣;人在挨饿时，则饥不择食。如果人处于饥寒交迫的时候，就顾不到廉耻二字了。按人之常情，一天不吃饭就饿，整年不添衣就冻;肚子饿了，得不到饭充饥，身体冷了，得不到衣穿，就算慈母也难保住儿子，作为君主又怎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要大家从事农桑生产，种粮养蚕，减轻租税，增加积蓄，使国库充盈，对水旱天灾早作准备。于是，百姓们就去投奔他，真心地拥戴他。

在这段，晁错反复说明“不农”，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在此基础上指出：凡明君就该务使百姓从事农桑活动，并实行开明治政，而达到富国保民的目的，使社稷得到长治久安。

第三段：务农桑，在于人人贵粟真贵粟，在于人君倡导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一、诠词释句：

上与牧——上，指帝王，人君。牧，牧养，引申为统治。封建统治者常把对百姓的统治比作对牛羊的牧养，谓之“牧民”。

亡择与把握——亡择，不加选择。把握，手心之中。在于把握，合在手中。

周海内——走遍全国。

背、去、劝——背，背叛。去，离开。劝，鼓励，此略有引诱、助长之意。

亡逃者得轻资——亡逃，即犯法逃亡。轻资，即指轻便易带的财物。

长于时与聚于力——前者，指农作物成长有一定的季节与天时。后者，收获也要费人力。“布帛”，指麻布与丝织品的原料。

石与中人——石，古代容量单位，即十斗为一石，亦古代重量单位，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汉代最大量器是“石”，即“斛(hú胡)。当时量器分为：龠(yuè月)、合、升、斗、斛。《汉书·律历志》：“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石)，而五量嘉矣。”龠，汉尺方九分，深一寸，容量八百一十立方分。中人，中等体力的人。弗胜，拿不动，不能胜任。胜，即担负。

二、略述大意：

老百姓是受国君管束的，不论东南西北，只要有利就去，有如水往低处流那样自然。金银珠玉，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欢喜它、重视它。原因是因皇上重用它。作为一种物件，它有轻而易带、易藏的特点，拿在手中，可以走遍全国也无饥寒的威胁。但它有个坏处，使臣子轻易离开君主，百姓轻易离开故乡，连盗贼、逃亡者，也都为它所诱，原因就是便于携带。试想，粮食布匹的生产，要有一个生长、完成过程，不可能在一日之内办到。如果是几百斤重量的东西，中等体力的人也拿不动，因此，坏人不贪图;但一天没有它，就会饥寒临头。圣明的君主一定也会懂得这些道理，因此，他就会重视五谷而轻金玉。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从“牧民之道”说起，通过对金玉与五谷两方面的对比论述，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粟比金玉更为重要，更具迫切性。在结句中，点出这个要害之处。

第四段：指出农村破产，乃国家之大害主张重农抑商，达贵粟之目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 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一、诠词释句：

不下二人——不少于二人。“亩”，汉亩，一亩相当于今之亩七分。

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伐薪樵，采伐木柴。樵，木柴。治官府，修理官衙房屋。治，修理。给徭役，应官差，服劳役。给，供给。

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春夏秋冬一年间，没一天休息。亡，同“无”。

私自以下三句——这是说农民私人生活。送往迎来，亲朋间交际往来。吊死问疾，吊唁死者，探望病人。养孤长幼在其中，养孤，指赡养孤老。长幼，抚育幼儿。长，作动词，养育。

被、政与不时——被，遭受。政，同“征”，征服。不时，没有一定的时期，意指无节制地。

当具与有者——当具，当要交纳时。具，交纳，具备。有者，手头有点东西的人。“贾”同“价”。

亡者取倍称之息——没有东西可卖的，只得出加倍利息借钱来完税。亡，同“无”。“鬻(yù育)，出售。“责”为“债”字古字。

积贮倍息——囤积居奇，牟取加倍利息(即暴利)。

坐列贩卖与操其奇赢——前者，指摆摊开店。行走曰商，坐肆曰贾。坐列，即坐于列肆之中，俗称“座商”。后者，操纵那些稀有或赚钱的货物以取大利。操，操纵、掌握。奇，稀有、异常。赢，盈，利润。

乘上之急——趁着或利用政府急用迫切的时机。

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所穿一定是华丽的衣服;所食一定是优米好肉。文采，错杂华丽色采。此指有花纹的华丽衣服。粱，上等好米。粱肉，此指精美的饭菜。

仟佰之得——仟佰，通“阡陌”，指代田地。有如种田一样的收获。一说，仟佰，同“千百”，找得到成千成百的大量钱财，应以后说为是。

因其、交通、吏势、相倾——因其，凭借、依靠他的。交通，交往、勾结。吏势，官府势力。相倾，相互倾轧、侵夺、排挤。

千里游遨与冠盖相望——千里游遨，即游逛各地，不远千里。冠盖，指古时富贵人家所用的冠服和车顶上盖伞。可用来指代仕宦人家。此指商人。冠盖相望，犹言富商巨贾往来不绝。

乘坚策肥与履丝曳缟——前者，指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后者，穿着丝织的鞋，拖着丝织的白绢。因古代衣裙很长而拖地，故曰“曳缟”。汉律，原由高祖规定，商贾是不得衣丝乘车的;孝惠、高后时，商人已不守汉初颁布的“抑商”法令了。

乖迕——相矛盾，相违背。迕(wǔ伍)，逆，违背。

二、略述大意：

且看如今五口之家的农民，为公家服役至少得有二人，他们可耕之田地不过一百亩，收粮也只一百石。在一年中，他们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已够忙了，还要砍柴禾，修理官房，应官差，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寒，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此外，他们还有私人间的交际往来，唁死问病，养老育幼等一切费用，都出在这里。他们的苦难还在下边呐：不时地会遭遇旱涝天灾;政府的急切凶暴的横征暴敛，而且朝令暮改，征取赋税没有定期，当交纳时限到了，有粮者，即半价售出去交税;手头紧的，只好借高利贷交税。于是，卖田售房的，卖掉子孙的，用来偿还高利贷。这是农民状况。

再看看商人们的情况怎样呢?

大商人囤积货物，追求加倍赢利;小商人呢，则开设店铺，贩卖货物，掌握奇货赢大利。他们在市场上游荡，一旦得知皇上有急需之用时，卖价必定加倍。因此，不管巨贾小商，男的不耕，女的不织，却生活享受十分优裕：穿的一定是华丽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嘉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劳，却有很多的收获。商人们还凭借自己雄厚财富，常同王侯贵人交往通融，实力实超过官吏势力，彼此相互争胜夺利;他们常常远游千里之外的山山水水，一串串车盖老远就可望见，坐的是坚固华丽的车子，赶着的是壮肥大马;而且一身打扮，更令人怵目：脚踏丝制鞋子，身穿拖地洁白的丝织长衣。

从上述两相对比中，告诉人们些什么呢?

一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到处逃亡的缘故;

二是如今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却已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却贫贱了;

三是一般人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所尊重的。

因此，可知上下认识相左，喜好厌恶相背，欲国家富强，法度建立，实在是“缘木求鱼”——办不到的。

第五段： 务农贵粟，以粟赏罚，才致贵粟入粟于边，消除北患，巩固国防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 “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 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一、诠词释句：

以粟为赏罚——用粟作为赏罚。多交粟奖多赏重，反之受罚。

入粟县官——入粟，交纳粮食。县官，汉代人们对官府的通称。

拜爵与粟有所渫——拜爵，授给爵位。爵，指无实职的秩位。但有了爵位，可享减免劳役、赋税等特权。粟有所渫(xiè泄)，渫，分散，有流通之意。这里是指粮食能从富人与商贾手中流散出来。

劝农功与车骑马——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有成效，称之“劝农功”。车骑马，指能够驾战车的马。

为复卒与神农——复卒，免除兵役。为复卒，意指给他免去兵役。神农，传说的古代帝王之一，是他首先教人种植，故称之为“神农”。

石城、汤池与仞、步——石城，用石头砌成的城墙。汤池，灌有沸水的护城河。一说，比喻防卫严密，难以渡过的护城河。“仞”，古代长度单位。说法不一，清人段玉裁考定：周以七尺为仞。步，亦长度单位，历代不一，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六尺为步。“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是形容防御坚固，非实指。

带甲、大用与本务——带甲，武装的军队，形容盛大。大用，大有用处，宝贵的东西。本务，根本要务，即带根本性大事。晁错在此把粮食提到了“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的高度，是有见地的。

五大夫——汉代爵位名称，即“爵号”。汉规定侯以下分为二十级，五大夫即，在第九级。

入粟受爵与骑马之功——前者，指农民交纳粮食可授予“五大夫”之爵，复卒一人(即免除兵役一人)。后者，指出车骑的功劳，“有车骑一匹者，复卒三人”。故云：“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所擅、亡穷、不乏——所擅，即所专有、专长。亡穷，无穷，亡，同“无”。不乏，不缺少，此指不尽。

入粟于边等四句——边，边界地区。三岁，即三年。塞下，边防地区。这是说，假如天下百姓都向边境交纳粮食，以此来受爵和免罪，这样，用不到三年，边塞上的粮食一定很多了。

二、略述大意：

当前的任务，没有比让老百姓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要百姓认真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粮的最好办法是：以粮食进行赏罚。号召天下百姓，把粮食交纳官府的，可以封给爵位，也可免除兵役和其他之罪。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得到了金钱，粮食也能够多流通了。交粮买爵者，一般都是富裕的人，取他们的粮食供朝廷需用，贫苦农民的赋税也可以减轻。这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做合乎百姓的愿望，有三点好处：一是君主需用的粮食充裕;二是百姓赋税可以减轻;三是鼓励务农有实效。当今法令规定：百姓能出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兵役三人。车骑是国家的军事装备，可以给出战马者免役。神农氏说过：“有高而坚固的石头城，宽而深的护城河，百万武装的军队，如果没有粮食，还是守不住。”由此可见，粮食，对王者是最重要的，是治国要首先抓住的根本性东西。让百姓交粮买爵，得到一个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役一人，这同出战马的功效相比，相差太远了。其实封爵的权力，是君主独有的，只要张张嘴，可以封个无穷尽;而粮食，是农民种植的，能够从地上不断生长出来。得到高爵与免罪，是人们很向往的。如果天下百姓都把粮食交纳到边境，用以封给爵位和免除罪过，不超过三年，边塞地区的粮食一定很多了，那时边防军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国防因此得到巩固。

这个“入粟于边，巩固国防”的主张，正是晁错此疏的要害之处。因为，这是汉初解决北方“边患”的当务之急。晁错瞅准了这一点，从各个方面，进行对比剖析，用事实和剀切语调加以陈述，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与办法，正符合汉文帝的需要，认为是替汉统治天下谋划长治久安之道的良策。因此，很快被采纳，并予以重用。

下边再略说两点：

一、关于“重农抑商” 与“入粟拜爵” 的利弊。

晁错提出的“重农贵粟” 主张，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是务必遵循的正确方针，直到今世，仍是“重中之重”。至于“重农抑商”，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暴露了这一方针的狭隘性。它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满足，不但没有促进作用，而且恰恰相反。时至今日，情况更是如此。

他在文中提出的“入粟拜爵”政策，虽然暂时缓和了初汉时的社会矛盾，但在客观上，却是导致矛盾的深化。对朝廷来说，田赋是减少了，但并未真正减轻了农民的沉重负担，因为土地的大量占有者是地主，而少地农民受惠不大。再说，鼓励富人交粮买爵，为他们攫取政治地位开了方便之门，使其更有利于土地兼并。这一政策，给后世带来不好的影响。清人就说它“开后世卖鬻之渐”，使“以钱买官”之陋习，竟成为具有历史依据的正途。其实，它也是后世腐败吏治之祸根。

二、关于本篇文风特色：

晁错不仅以犀利眼光去洞察社会问题，而且也用犀利文笔来进行政论说理。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文笔调畅，富有气势之感。许多重大问题，从社会摆上朝廷，引入文中，往往通过古今、盛衰、是非、善恶和贫富、农商和君民以及明主与暴君等等多视角、多层次的对照与排比，进行了正面阐理与反面论证。并且，文章做到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使自己的政论文字，组织严密，逻辑强健，说理透彻，虽然略乏文采，但仍不失为一篇政论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