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司马迁与《史记》

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 人。他的先代,世为周代史官。父司马谈,熟悉天文、史事,通晓诸子学术,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历三十余年。司马迁少而好学,二十岁以前,在其父指导下专心学习。在这期间,曾向孔安国学习《尚书》,又向董仲舒研习 《春秋》。二十岁以后,游踪遍及全国。

二十三岁那年,司马迁首次出仕任郎中,在汉武帝身边当侍从。由于常随武帝出巡和奉命出使,游历的地方更广了。除了岭南少数地方之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整个中国。他在漫游中,不仅游历了名山大川,考察了文物古迹,而且深入民间,接触社会,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这为后来写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汉武帝元封元年 (前110) 父亲病逝,过了三年,司马迁正式接替父谈之职位,当了太史令,时年三十八岁。他上任二年后建议改革历法,经武帝批准,由他与邓平等人主持编制汉朝新历。一年后完成,称为“太初历”,改秦历十月岁首为正月岁首。正是新历始行的这一年,司马迁正式开始写作《史记》。这时,他正当盛年四十二岁。

可是,命运捉弄了司马迁。当四十七岁时,由于替友人、战败降敌(匈奴) 将军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受了屈辱的宫刑。为了完成《史记》著述,司马迁忍受了这个奇耻大辱。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愤写作《史记》。五十岁时,武帝擢他为中书令,在皇帝身边掌管传宣召命之要务,职位比太史令要高了不少,但司马迁作了 “闺阉之臣”,只感到羞辱。经过十多年的辛勤操劳,在他五十五岁之时,一部拥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言的空前巨著《史记》,终于完成了。

司马迁的著作,除了 《史记》 之外,据传还有《万岁历》 一卷、《素王妙论》一卷、《文集》二卷和辞赋八篇。大都今已散佚,尚能见到的只有《报任安书》 和 《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用毕生精力写成的这部煌煌巨著《史记》。在最初尚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有称为《太史公》 的。“史记”,原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 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 的专名。书成后,在汉代就已残缺,可能是司马迁没有完全写定。也可能定稿后散失了,还可能遭受统治者删削而缺失。后来,汉武帝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 的缺篇。今本《史记》 中有“褚先生曰” 的篇什,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表十篇、书八篇。本纪,是按年代顺序记载帝王的言行和政绩;世家,记载王侯的兴衰; 列传,主要记载社会上各阶层有显著事迹可传的人物,根据具体人和事,又分专传、合传、寄传和类传等几种; 表,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 书,则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其中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是全书的主体。故后人把《史记》这种编写方法,称为“纪传体”。加上书和表的分类大事记和专篇,综合起来,就可以描绘出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面貌。《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开创了我国正史的编写体例。

《史记》在我国古籍中占有崇高地位,古今都曾给予很好的评价。鲁迅评价最为确切。他在《汉文学史纲要》 中指出: 《史记》 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详见其《司马相如与司马迁》)。这个评语,点明了它在史学上和文学上的崇高价值。

一、《史记》的史学价值,突出的是下述两点:

①它在编写体例上的独创性。在它之前的史书,有编年体的《春秋》、《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还有更早的以文告档案形式出现的《尚书》等。但它们都留有各自不足。而司马迁却把以往曾有过的纪、传、表、书各种独立体裁,有意识地综合成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来记述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当时的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这种写法,是史书编写体例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所说: “(《史记》)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通志·总序》)。事实正是如此。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二十三部史书,甚至辛亥革命后编撰的《清史稿》,都毫无例外地沿用了此种体裁,其中虽有某些变易,但均少不了 “纪” 和“传”。

②《史记》在内容包涵和史料取舍上,也具有首创意义。首先,作者把汉代以前的经传,春秋战国前后的“百家杂语” 和汉代档案材料,以及自己的亲见亲闻等等资料,加以综合取舍,从传说的三王、五帝到当代的武帝,近三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纷争和秦亡汉兴的历史,写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卷的会通古今、反映社会全貌的巨型通史。这确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以前的所有史书,都没有达到这种规模和水平。同时,在取材上,具有卓越的史识。司马迁在安排《史记》 内容时,敢于 “背 《春秋》 之义”(鲁迅语) “是非颇谬于圣人” (班彪语),按照自己一套主张进行了大胆的取舍。比如,把我国历史作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大家均为炎黄子孙来写。这对巩固中华民族“大一统” 的观念是有重大作用的。又如,以歌颂和同情的态度去描写陈涉、吴广等起义领袖和游侠、屠夫、卜祝、优倡等下层人物。这是“官史” 所忌讳和不屑记载的。再如,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平准书》、《货殖列传》等专论、专传形式来论述,也是罕有的。另外,还把同汉族交往密切的有关少数民族写入列传,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此等等,它的历史价值无疑是很高的。

二、《史记》 的文学价值,也很显著。主要表现有四:

①它是一道历史群像的画廊。《史记》 既是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文学的总集。对历史有过贡献的诸多杰出人物,如文王、武王、周公、姜尚和商君、管仲和晏婴,以及信陵君、蔺相如、李广、荆轲等等。都予以立传和颂扬; 对于推翻秦王朝的专制统治的领袖人物,也十分重视,竟将陈涉破格地列入“世家”,把项羽归于“本纪” 加以记述;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学术流派,也很重视,把孔子列入“世家”,又将老子、孟子、荀子、韩非以及仲尼弟子等,均列传记述; 对于三教九流的一些下层人物,只要有事迹可传者,均不遗漏。作者还把“史笔” 指向历史上的暴君恶吏,不仅揭露夏桀、商纣、周厉、周幽和秦穆公、秦始皇等君王的淫侈暴虐,而且把批判矛头直指当代的黑暗官场和种种不合理现象,即使汉高祖和武帝也不放过,史官的胆识与勇气,实在可敬可佩。

②描绘历史人物诸多技巧的展示。全书塑造了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不下八九十人,相当一部分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他综合运用了先秦史传散文中叙故事,写人物的艺术方法,并加以发展。它通过情节场面,特别是以戏剧性情节来描绘人物; 它又通过小故事的描述和心理神情的刻划,来展现人物性格; 它还以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及内心独白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等等。这些都为后世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③它是一部富有激情的无韵的“悲愤诗”。作者用全部心血和生命写成的爱的颂歌、恨的咒曲,谁读了它,谁就被感动。首先在内容上,有爱有恨,有颂扬有鞭挞,全书闪烁着理想之火,充满愤世嫉俗之情。在表达手段上,也往往是文学性的,且抒情气氛很浓,真是一部满含血泪的“悲愤诗”。确如鲁迅所说,它是“无韵之《离骚》”!

④它又是一座丰富多采的语言宝库。这里,有几点很吸引人: 一是用记言法写人,依其身分、性格,提炼口语为文学语言增进了表现力;二是引进大量民歌谣谚来刻划人物性格,或用以说明观点; 三是,在引用古籍古语时,注意通俗化和规范化。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使全书语言十分丰富多采。这说明作者司马迁,是一位巧用我国语言的大师。

三、《史记》 的流传及影响。

《史记》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文学史上也有崇高地位,按常理,应该及时流传,而且传播很广。但是,历史并非如此。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当时不受统治者欢迎,因此,成书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约一二十年) 默默无闻。一直到西汉宣帝时(前74-前49),经过司马迁外甥杨恽的讲授,才流传开来。因为不被重视,东汉时已看不到全书了,后来才有人为之补缺,才有今日的足篇《史记》。

东汉桓帝时,有延笃和无名氏为《史记》作注释。而现在最古注本却是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这个时期的其他注本,不是失传就是留下残篇。入唐以来,唐代史学界重视《史纪》 的价值,开元间一连出了两个重要注本:即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加上前裴骃的注本,成为著名的《史记》三家注。现在通行本,就是经过整理的三家注的汇合本。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它对史学的巨大影响,不待多言,就是在后世的文学上,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直是后来古文家推崇的典范,唐宋八大家和明清各散文学派,无不受其影响; 在戏剧、小说方面,影响也很明显,唐宋传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均体现着纪传文学的精髓; 《史记》 中的故事,更是后世戏剧,以及其他文学样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