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南北朝散文·曹丕·典论·论文

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南北朝散文·曹丕·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 《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 《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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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是曹丕精心结撰的一部综合性学术著作,共二十卷,在唐宋时期已经散佚,至今保存较完好的只有三篇:《论文》、《自叙》和《论方术》。《论文》见于萧统《昭明文选》;《自叙》保存在《三国志·魏志·文帝记》的裴松之注中。

典,即法则、制度。“典论”,是指论述各种法则,制度和典章的。其中《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这里的“文”,实际上是包括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应用文等。这篇文章,是对建安文学创作原则和成就的理论概括,是开一代新风的重要文献,对后世文学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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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内容含蕴丰富,分两大段进行解说——

第一段(1-4节):首论文学批评。分为四层论述:

第一层:文坛积习,文人相轻;

第二层:当代七子,难免此习;

第三层:对当代作家的评论;

第四层:“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第二段(5-8节):文章学上的理论创见。有以下三项:

第一项:首次提出“本同末异,四科八类”说;

第二项:首倡“文以气为主”的创作论;

第三项: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以下即分段分层加以略讲——

第一段:首论文学批评



第一层:文坛积习,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

一、诠词释句: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等同校内府藏书。早卒,今存诗、赋、诔、颂、连珠凡二十八篇。

伯仲之间——兄弟排行次序,长为伯,次为仲。伯仲之间,意即彼此相差无几。

固小之——固,即班固。之,傅毅。小,看轻,瞧不起。

与弟超书——给弟弟班超写信。班超,字仲升,班彪少子,班固之弟,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属文、兰台与自休——属(zhǔ嘱)文,写文章。兰台,汉代宫中藏书之处,由御史中丞兼管。后复置兰台令六人,主持典校图籍和办理书奏。自休,自止。不能自休,是讥笑傅毅文章噜嗦,没完没了,不懂剪裁。

自见——自见(xiàn现),显示自己的长处。

文非一体与鲜能备善
——前者说文章不是一种体裁。后者,是说很少有人能全部精通。鲜(xiǎn显),少。

里语与弊帚——里,通“俚”。弊,亦作“敝”,破旧。敝帚,即破旧扫帚。

斯不自见之患也
——这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啊! 这里的“自见”,与上述的“自见”不一样,此指没有看到自己的短处,上边是说容易发现与显示自己的长处。

二、略述大意:


文人相互看不起的陋习,自古就有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举出古代的一个例证。说东汉的班固看不起同他一起干事的傅毅,其实两人水平相差无几。甚至还写信给其弟班超说,傅毅做了兰台令史了,写文章没完没了,不知剪裁,讥刺了傅毅。曹丕认为,人往往容易看到自己长处显示自己,而文章不只是一种体裁,很少有人把各种体裁都能精通的。因此,各以自己长处轻视别人的短处。还从《东汉观记·光武帝纪》(卷一)里找出一句俚语来加以强调。俗语是说,虽然是把破苕帚,只要自家的,也当千金之价。最后指出:这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

这个自古已有的“文人相轻”之陋习,至今文坛上是否还存在呢?请看下文——

第二层:当代七子,难免此习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一、诠词释句: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后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一卷。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人。初为何进主薄,后归袁绍,绍败,归于曹操。军国书檄,均由他拟稿。有《陈纪室》一卷。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少时曾为蔡邕称赏,先依刘表,后归曹操。有《王侍中集》一卷。

徐幹——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人。有《中论》二卷。

阮瑀——字元瑜,陈留(今河南陈留县)人。曹操时的军国书檄,多为他与陈琳所作。有《阮元瑜集》一卷。

应玚——玚(yáng羊),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先为曹操丞相掾属,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有《应德琏集》一卷。

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人。为曹操丞相掾。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有《刘公幹集》一卷。

斯七子者——指上述七个人。后世称“建安七子”,或“邺下七子”。

无所遗与无所假
——前者,即无所不学,指广博学识。后者,是说无所因袭,很具独创性。假,依傍。辞,文辞、文章。

咸以自骋骥騄——骥騄(jì lù季路),良马。这是说,喻七子各自骑着良马奔驰。骋,奔驰。

仰齐足而并驰——靠着一致的足力而并驾齐驱。仰,恃。齐足,足力相当。

相服与良难——相服,相互佩服。良难,实在很难。良,诚然,确实。这两句是说,要互相钦佩、服气,诚然极难。有些注本,只见到上句,而忘掉下句,片面地解释说:“七子凭借各自的特长而能彼此信服”。非也。

审己度人——审察自己,估量他人。

斯累——是指上述文人相轻而无自见之明的毛病。累,此指弊病。

君子——这里“君子”指谁?有二说,一是说“作者自指”(金启华注本);二是他指,是写文章的人。如按“自指”说,这句意思是:我以这样态度来撰写这篇《论文》的。如按“他指”说,即:要用这种指导思想去写评论文章。“论文”二字,就不能加“《》”号了。似乎两说均通,但我认为后说较好。作者自称“君子”,似不太相宜。

二、略述大意:


上节文字指出“文人相轻”古已有之,还举了汉代的例证。那么,当今文坛上是否还有这种毛病呢?作者把视点落在当时的“七子”身上(即“建安七子”)。首先肯定这七位才子,“学无所遗,辞无所假”,学识广博,文章有独创性,都如骋驰千里的骏马,足力相当,并驾齐驱。同时,也指出:“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要他们哪个服输,确实太难了。这是批评过失而以委婉出之。这说明当今人间,还是存在着“相轻”之积习。怎么办?其良言是:请君子们先审察自己,然后再去衡量别人,千万别如有些古人那样(比如汉班固)“以已之长,轻人之短”,要以这种指导思想去估量别人,评论文章。

这节文字,连同上节文字,可以看出,文坛积习,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种不良现象与错误态度。即:文人相轻和文人自贵。其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往往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同时,也由于“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自视甚高,毫无自知之明。甚至,一把破扫帚,也是自家的好,从这些不良现象的审察与探究中,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要求君子们审己而度人,端正了态度之后再去写文章,作评论。

第三层: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价: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 《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一、诠词释句:


齐气——一般的诠释,是说“齐俗文体舒缓”(见《文选》李善注)。

如粲之《初征》句——王粲有《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并见于《王侍中集》,及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征思赋》,已佚。

幹之《玄猿》等句——徐幹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均已佚,唯存《团扇赋》,见严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三。

张、蔡与称是——张衡与蔡邕,均东汉著名文学家。称,相当,相副。是,这,指辞赋。

章表与书记——章表,臣属上皇帝的书奏。章以谢恩,表以陈情。书记,指一般公文和应用文。据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汉定礼议,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

和而不壮与壮而不密——前者说,平和而不壮健。后者说,壮健但不精密。

体气与持论——体气,是指禀性和才气。持论,立论。

理不胜辞与杂以嘲戏
——前者说是长于文采而短于说理。后者是说,夹杂着嘲笑和戏谑。如孔融《与曹公书》,曾言“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之类,这为戏谑之例。

扬、班与俦——扬,即扬雄,西汉著名学者、辞赋家;班,即班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俦(chóu绸),相类,同辈。

二、略述大意:


对于当代七子的文章,逐个加以评议:王粲擅长辞赋,徐幹文气舒缓,但还是比得上王粲的。王粲和徐幹若干好的作品,可以敌过前代辞赋大家张衡和蔡邕。但他们其他体裁的作品,就没有辞赋那样水平了。陈琳、阮瑀写的是章表与书记之类文章,是当今最杰出的。应玚文章平和而不壮健,刘桢文章则壮健而不严谨精密。孔融气质和才性都很高妙,有过人之处,但不善于立论说理,其议论不如文辞,且往往杂入诙谐戏谑之辞,格局不高;至于写他擅长作品,可以与扬雄、班固相媲美。

这一节文字下边,还有第四节的四句话,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出文坛上还有另外两种不良现象。这就是“贵远贱近”与“向声背实”。前者是说,重古轻今,亦即厚古薄今。后者是说,崇尚虚名,不重实际。或者说,盲目崇拜名家,未能务本求实。二是再一次指明“文人相轻”和“文人自贵”的产生原因。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文人们的“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缺乏应有的自知之明。

这样,文章从摆出文坛不良现象,找出产生的原因,以及开展正确批评的态度与方法,都作了比较周详的阐述,并中间插入了作者的“现身说法”,对七子进行了逐个的比较精当的评价,为后世作家作品评论开了先河。



第二段:文章学上的理论创见



这里,主要是以下三项——

第一项:首次提出“本同末异,四科八类”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一、诠词释句:


本同而末异——本,根干,比喻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树梢,喻指各种文体的独特性。

奏议宜雅——臣子向皇帝陈述意见的文体,应当典雅。

书论宜理——书,书记,指一般公文。论,论说文。理,是说析理精微,有条不紊。

铭诔尚实——铭,一种刻于器物或山石上的文体,用以记功,或以示警戒。诔(lěi磊),又一种文体,用来哀悼死者,称述死者德行。尚实,即崇尚真实。

诗赋欲丽——诗歌与辞赋的文体,则要求文辞华美。

四科与偏也与通才
——四科,四类,即上述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等四大门类。其实,这每一类都有二体,故云“四类八体”或称“四科八类”说。“偏”,偏向一边。此指擅长一体。通才,即全才,指各方面都精通的人。

二、略述大意


作者指出,一切文章均有其共同性,而各种文体又有它的特殊性。下边即就当时出现的四科八体文章,阐明其不同个性(详见上述释词)。这四类文章各有不同要求,因此,一般为文者往往各有偏长,只有全才方能全面掌握各种文体。

第二项:首倡“文以气为主”的新概念: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一、诠词释句:


文以气为主——气,是什么?解说不一,但大体是指作者的精神气质,即个性;文气,就是作家精神气质、文化修养和艺术情趣等在作品中所呈现的风格。因此说,文章应以作者的才性、气质为主。

清浊有体——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体,区别。

力强而致——力强,勉强。致,达到,得到。连上一句是说,气质有刚柔不同特点,不是勉强能达到的。

曲度虽均与节奏同检——曲度,即曲调。均,相同。检,法度。

引气、素、移——引气,指吹奏时行腔运气。素,本,指天赋。移,转变。此引申为传授与影响。

二、略述大意:


文章应以作者的才性和气质为主,要看作品中充满着什么精神气质和思想力量。气质有刚柔不同特点,不是勉强可以达到的。譬如音乐,曲调相同,节奏也有一定的法度,但由于个人的行腔运气的不一样,天赋各有优劣,即使是父兄,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子弟。

在这节中,曹丕别出心裁,首次提出“气”这个概念,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文中所说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他的创作论的基础(或前提),也是批评论的核心。大家知道创作论是研究创作思想、原则和方法的;批评论是探讨批评原则、标准和态度的。曹丕提出这个命题,就是要求我们不管创作或评论作品,都要首先重视作品中所贯穿的“气”。它把文学创作的主体,提升到了应有的地位。

第三项:将文学(亦含其他文章)价值定位于: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 《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一、诠词释句:


经国与不朽之盛事——经国,即治国。不朽盛事,是说它将永远流传于世的盛举。春秋时鲁国有个叔孙豹曾论古人之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他注意到了“立言”(当然包括文章)的重要性,但置它于“三不朽”之末位,与曹丕所称的“不朽”,似乎还有一些距离。

二者必至之常期——二者,此指年寿与荣乐。常期,有一定的期限。必至常期,是说必然要来到的期限。

寄身、翰墨、见意、篇籍——寄身,从事之意。翰墨,笔墨。寄身翰墨,即从事文章写作。见意,见同“现”,表现意念。篇籍,篇章书籍。

不假良史之辞——不借助于史官的记述。良史,是指那些有胆识、记事无所讳的优秀的史官。

不托飞驰之势——不依托于权势者的宣扬。飞驰,此指身处高位之人,出则高车驷马,声势显赫。

西伯与周旦——西伯,西方诸侯之长,此指周文王姬昌。他曾在幽禁中推演《易》象而作卦辞(一说,只演绎了卦象未作爻辞)。周旦,即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年幼即位,由他摄政。当平定了管、蔡、霍三叔之乱后,他改定官制,作《周礼》六篇。显,即显达。

隐约与加思——隐约,穷国失志。加思,另有想法,即改变初衷。这几句是说,不因穷困而不去从事撰著;也不由于康乐而丧志。

贱尺璧,重寸阴
——尺璧,直径一尺的大美玉,此“璧”,非专指,是“玉”的泛称。阴,即光阴,语出《淮南子·原道训》:“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已,语气助词,无义。

强力、慑于、流于、遂营
——强(qiǎng抢)力,奋发努力。慑(shè摄),使慑服。流,放纵。遂营,就经营。遗,遗弃、放弃。

与万物迁化——化用《古诗十九首》“奄忽随物化”之意,意谓随着万物而生生灭灭。迁化,迁移变化。此指人之迅速老死。

唯幹著论——此“幹”,指徐幹。曹丕《与吴质书》:“伟长……著《中论》二十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二、略述大意:


在这一节文字中,作者把文章的地位和价值,提高到治国之伟大事业,是永不衰朽的盛事。何以见到?曹丕本着自己经历与体悟,摆了四条根据:一是年寿有时限,最高寿者,总有一死;二是,荣乐只止一身,而且也是有时限的;三是,你有什么功业,你想扬名,均不须凭借史家的记载,也不要依托高官显宦有权势者的宣扬,而声名自然地流传于后世,这是论理,还嫌不足,于是,第四是摆出历史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断。首举周文王幽而演《周易》,而流传后世;次列周公显而制《周礼》,亦为传世万代之作。这些都说明世上唯有文章才能千古不朽,万代流传。

曹丕觉得只从道理上阐释还不能真正切实解决问题,于是,又针对当时人们的“活思想”,做起了“解惑”之作。有什么“活思想”呢? 主要有四:有的不爱惜光阴,任岁月流逝,得过且过;有的受饥寒交迫,感到无力去从事这“不朽盛事”;又有的缺乏远大理想,只知经营眼前事务;更有的沉浸于富贵窝里,放纵享乐等等。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这个“千载之功”,任日月流逝,体貌衰老,似乎甘心与万物一同变迁而死亡! 最后指出:这是有志之士的最大最大的悲痛啊!

现在,七子中,孔融等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有徐幹的《中论》一书,将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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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在艺术上的一般特色,暂且从略。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它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以至文章学上的理论贡献。

曹丕这篇论文专著,对于这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就其荦荦大者言之,就有如下数项:

一、它搭起了一个古代文学批评的大体理论框架。


全篇从“文人相轻”切入,比较广泛地论述了文章以及文学批评上的几个重要问题:①文学的作用与地位——文学价值论;②文学的区分——文体论;③文学的“文气”问题——风格论;④作家、作品的评议——作家论、作品论;⑤文学批评态度与方法——批评论等等。

曹丕搭建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文学理论体系。从它所涵盖的范围和整体性,以及论述的周密性,确是史无前例,超越了桓谭、王充等人的有关论述;再就它的若干专项而言,也是很具独创性的。其中,有些问题虽然只是提出,略舒端绪,并未尽述,但在文学理论上首开一代新风,影响巨大。

二、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评价文章的重大作用,首见文学价值论光芒。


在先秦至两汉,文章与文学是混而不清的,文化、学术不分家。及至魏晋之际,才有了经学、史学、玄学和文学等名称,文学同其他学术,才自立门庭,开始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这个概念,才有了现代含义。但对文学的真正价值和它的重要地位,仍未有足够认识。待曹丕《论文》的出现,方将它同社稷兴衰、治国大业紧紧联系起来,明确无误地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深刻阐述了“年寿到头”、“荣华止身”,惟有“文章无穷”,有益万代的人生盛事! 他告诫大家万万不可任凭日月流逝,随着“万物变迁”,而遗“千载之功”,酿成“志士之大痛”!

曹丕这个论断,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及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与其他事业不同的特殊性;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提高从事文学事业的自觉性,从而树立为之奋斗终身的崇高目标。因此,这个“文学价值论”对后世,特别是对魏晋以后文学独立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

三、明确提出文学体裁的区分,开始了古代文体论的探究。


文学,自从古代文章混沌体中独立出来以后,对于文学本身诸多特性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曹丕有意地根据自己的观察与体悟,特别提出“本同末异,四科八类”的看法,引逗人们注意文章含蕴的共性与个性的考察。这样,就开启了古代文学文体论的研究。

曹丕将当时已出现的各种文章进行了特性的剖析,区分为四科八类。现以表列之:

一科:尚雅①奏(奏章)
②议(议折)
二科:尚理③书(书札、信函)
④论(评论)
三科:尚实⑤铭(碑文)
⑥诔(祭文)
四科:尚丽⑦诗(诗歌)
⑧赋(辞赋)



曹丕在文中还指明:作者总是各有所长,非“全才”是难以掌握各种文体的,而应当有“偏重”,有所专攻,不宜求全。这个告诫,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四、首倡“文气”说,引出文学风格论。


作者在《论文》中,首次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说法,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命题。他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以“气”论文的开拓者。“气”这个概念,作为哲学范畴,早已出现。但“气”在文论中出现,却是陌生的。对其含义,有点捉摸不定,因而多有异说。不过,一般都把它看作作品中呈现的作者之气质与个性。因而,带出了作品的风格问题,由于这种内在的精神实质的流露,往往可见出作品的不同文风,各异风格。比如:

在诗词中可见到:屈原的奇妙绚烂,李白的俊逸奔放,杜甫的苍劲沉郁,王维的清新淡远,高适的浑朴豪健和陶潜的平淡爽朗;还有苏轼词的高迈壮阔和易安词的清浅沉郁等等。

在散文中,也可见到:先秦庄子文的汪洋恣肆,机趣横生;荀子文的议论风生,精辟绵密;韩非文的严刻峻峭,淋漓舒畅,以及唐代韩文的气势磅礴,雄浑奔放;柳文的条理井然,意味深长,还有欧阳修的畅达自然,造语婉丽等等。我想,上述种种不同的诗文风格,也就是曹丕所说的“文气”吧?

曹丕提倡的是什么样的“文气”呢?

从他对“建安七子”的评论看来,他倡导的“文气”似乎是:刚健、壮朗、遒劲、奔放;而不喜欢平缓、松散和纤弱。他还明确反对词胜于理,华过于实,为文过度修饰等现象。是否可以说,这就是曹丕“文气”的标准,也就是他的创作论的基础,批评论的核心。

五、首次将“建安七子”进行了具体品评,开了对当代作家、作品予以褒贬的批评之风。


曹丕把批评对象选取了当代“七子”,开展了既有热情褒扬,又不缺应有的针砭,从而打破了文学批评一味唱赞歌的谄谀之风。对于各作家的具体评议,请见原文,恕不赘述。这里,着重说说以下两点:

一是,批评者的态度是坦诚的,作风是求实公允的,笔锋犀利而委婉,没有后世那种“不痛不痒”的应景之嫌,也无“乱施闷棍”的恶劣作风,批评之风甚是纯正。

二是,批评是否准确?对此,不可能作历史的详察,但根据现存“七子”作品的品读,对照历来论者对“七子”的评议,可知曹丕的评价,大体上是公允的。后代往往将其评语,视作信论可证。

曹丕这种在褒扬中指出弱点,于批评里显出长处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他这种优良的批评作风与方法,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文学批评的好榜样。

六、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为批评论扩容与奠基。


曹丕以文坛积习“文人相轻”打破缺口,列举古今实例(汉代班、傅相轻和当代七子争胜),论证了这个有关批评方针和态度问题的新观点。他把“文人相轻”和“文人自贵”两种恶习,均纳入了文学批评的理论系列,确是前人未言而曹丕首倡的新见解。在文中还深刻剖析了它们之所以产生的土壤是:人们往往喜欢“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并患有“闇于自见,谓己为贤”的无自知之明的毛病。因此,改变这种恶劣态度,就成为首先解决的要务。解决的有效途径,就是实行“审己以度人”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翦除积习所产生的思想土壤。否则,要顺利地有效地开展文学批评,简直是“缘木求鱼”,非失败不可。

此外,曹丕在文中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态度,即:“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东汉初期,哲学家王充曾在自己的《论衡·案书》中说过:“俗好珍古而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善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也说过:“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见《新论·闵友》)。

由是可知,这个“贵远贱近”,即今之“厚古薄今”现象,也如“文人相轻”一样,古已有之,是文坛的又一积习。现在重又提出,虽非新论,也未展开论述,但在当时,却很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况且曹丕不仅著文严正批评了这个“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丑陋现象,还以当代作家作品为例,宣布已有若干人超过了古人。其实,这正是两汉文学批评中先进思想的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