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唐代散文

唐宋散文·唐代散文

唐代的所谓“古文”,就是同当时的流行文体——骈文(时称“今文”或“今体”)相对的一种散体文。它是一种奇句单行、文句长短不拘的文体。由于这种文体的倡导者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时代的散文传统,故称为“古文”。这个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斗争,参与者甚众,且有共同要求,一致的目标,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浪潮,从贞元到元和年间,约二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压倒骈文,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所以,人们把这场文学革新活动,称之为“古文运动”。



为什么在我国中唐时期,会掀起这样一个“古文运动”呢?究其缘由,主要是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内在原因

古文运动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反对目标,就是当时盛行的骈文。因为这种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子整齐的格律化了的诗体式文章,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了很大弊病,及至唐代,更是走向形式主义的绝路,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于是,古文式的散文即应运而生,并起来与之作斗争。这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内部条件,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外部原因

这比较繁杂,它经历了一个醖酿、开展、提高与完善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首先,在骈文泛滥的同时,复古运动就已开始醖酿。这个阶段约有一、二百年时间,主要进行了若干准备,着重干了这样三件事:

第一件,是向骈文发出了斗争信号。北朝西魏宇文泰为了摒斥骈文,曾经下令苏绰模拟《尚书》诰命体,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作为一切文章的程式。当时文臣柳庆就响应写了一篇古文的贺表。这正是古文将代替骈文的先声。

过了四十年,隋文帝杨坚也曾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一个“文表华丽”的泗州刺史马幼之,“交付有司治罪”(《隋书·李谔传》)。

这些都是以“王命”的行政方式,向骈文发出的斗争信号。由于时机未到,收效不大。

第二件,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件大事,由初唐陈子昂在武后时代开始做起。他大举“复古”旗帜,进行了诗体改革,使整个一代作家进入了文学革新洪流,为后来的古文运动起了先导作用。继之,盛唐萧颖士、李华和稍后的元结、柳冕、韩会等人大力提倡,明白指出文章的教化作用;到了中唐德宗前后,独孤及等正面抨击了骈文的流弊,提出古文体裁上师法班马和贾谊。这样,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初步奠定了:内容上有了新标准,形式上有了新榜样。

第三件,进行了古文创作实践的尝试。上述这些倡导者,不仅有理论主张,同时自破骈文枷锁,进行了古文创作的具体实践。其中元结的成就最高,起了古文创作的前驱作用。但是,当时骈文势力仍然很大,在韩、柳出现之前,古文一直未能取代骈文而占据统治地位。

其次,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出现了韩、柳强有力的倡导。这场古文运动到唐宪宗年间,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有强有力的核心领导,运动即可势如破竹迅猛发展。韩、柳的出现,正逢其时,韩愈倡导在先,柳宗元支持于后,运动的社会张力越来越大。及至唐穆宗长庆(821-824)年间,古文运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再次,批判地吸收六朝骈文的积极因素,滋养与强健了古文。这是古文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先是学它(骈文)的优点,然后取代它的地位。这是韩、柳反对骈文,倡导古文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切取胜之道。深受后人赞颂的韩愈《进学解》,就是一篇得到骈文滋养的优美的带韵散文(精确地说,它是骈化了的辞赋)。

此外,他们还重视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古文创作队伍,使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强韧的后劲。



韩柳的古文运动,虽然高扯“复古”旗帜,但它并不是完全复古,而是在复古中创新。它的主要表现是:

一、主张“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即“文以载道”

“文道合一”,是古文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反对形式主义。“文以载道”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应当是:道是主体,文是手段,“文”的主要任务是“载道”。这是说,第一,文与道务必结合,文而无道,则失去目的;道而无文,则难于行也。第二,文与道有主次之别,道是灵魂,文乃躯体,灵魂必赖躯体而存在。因此,韩愈说:“愈志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由此可知,韩柳古文运动,在强调“道”的同时,也重视“文”的重要作用,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

二、提倡文章“善鸣其不平”,即重视文学的批判性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著名论断;柳宗元也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中,表示反对“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绮靡文风。

这些论断,正是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它说明“文”不仅是传“道”的工具,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韩柳等人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的理论。比如:

韩愈在《原毁》中,揭露了统治者对后进之士的毁谤的阴暗心理;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又借别人之口,描摹了官场形形色色的丑态。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也辛辣地讽刺了苛政之本质,害人甚于蛇蝎。他的《虫负蝂传》(如同韩愈的讽刺小品《毛颖传》),以寓言形式,刻划了贪得无厌者的丑相。

所有这些,都说明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了文学所应具有的战斗精神。

三、主张革新文体,以散句单行之体代替骈俪绮靡之体

文体革新的对象就是骈文;要创立的新文体,即散句单行的秦汉式散文。它的标准,除了要具备一般要素外,还有两个具体要求:一是“唯陈言之务去”。这是说,“传道”的文辞,一定要用新鲜词汇,反对陈辞滥调;二是“文从字顺各识职”。是说文章一定要写得通顺流畅,符合语法规范。

四、“立行”第一,“立言”第二,强调作家自我修养

柳宗元说过:“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是说真诚的作品,只能出自真诚的作家。韩愈更其强调“立行”比“立言”重要,是前提条件,千万别本末倒置。

唐代的古文运动取得成就是辉煌的。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而且发扬光大,把古文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这里,顺便回顾一下,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简要历程。它经历了这样三个主要阶段——

一是先秦诸子散文阶段。这个阶段它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散文风格的百花齐放(如孟文雄浑、庄文恣肆、荀文谨密和韩文峻峭等),为后世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途径。

二是两汉史传散文阶段。这个阶段取得了惊人成就(如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等),为后世的纪传散文树立了光辉典范,特别是在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为后行者提供了足可借鉴的良好经验。

三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肯定,而且是创造性的发展,使我国古代散文趋向定型化。虽然,在后世还会有奇峰突起之时(如宋代古文和明清散文等),但它们终究未能超越唐代古文的大范围,其发展道路也是比较平坦的,并未遇见怎样的坎坷。

唐代古文创作,不论是数量或是质量,其成就同它的历史贡献一样巨大。光以韩、柳两位大家为例,他们存世作品就有800多篇(韩文300多篇、柳文400多篇),均为我国文学遗产中的光辉耀眼的瑰宝。这些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丰富的社会内容,谙熟的艺术技巧和精萃的文学语言,在风格上,他们又各具自己的不同特色,即:韩文气势雄健,热情奔放;柳文精密含蓄,意味深长。



唐代古文运动的衰微与影响。

一、唐代古文运动的衰微

唐代古文运动的任务,在韩、柳手中已经完成,以后就是继承与发展问题。看来,后继者是朝两个方向走去,一是把古文变成“传道书”,过分夸大了“志道”、“明道”的内容及重要性,把儒家的心性与佛家的论性结合在一块,单纯地去“谈道论性”,丢掉它的文学性。这一派的代表是介于韩愈师友之间的古文家李翱,及其代表作《复性书》。一是把技巧上的“创新”变成了好奇尚怪。他们把韩愈的著名主张“务去陈言”,推到一个绝对化的地步。这一派的代表是韩愈浙江师友皇甫湜。他的《答李生第一书》,正反映了这个特点。樊宗师也以撰写奇奥生僻文章名世。

这是唐代古文运动衰落的自身原因。使其衰微还有社会原因,李唐进入晚唐时期,藩镇割据逐步酿成了后来的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农民大起义又摧毁了唐王朝存在的基础。这时文坛上重新泛起了逃避现实追求唯美的浪潮,朝着古文进行了猛烈冲击。广大士人看不到政治前途,也转向征歌逐舞,追求享乐,重又为那种形式华丽、内容空泛的“四六文”所吸引。于是,唐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古文运动,至此就衰微了下去,而骈文乘机反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段时间,从晚唐开始,经五代至北宋初期,共历100余年。

这个时期的古文作家还是不少的,比较著名的有:继承皇甫湜衣缽的孙樵、受过韩愈直接影响的浙人沈亚之等,他们都未曾发扬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此外,另有被后人称为“一时之杰”的杜牧和“意竞欲自成一子”(刘熙载语)的孙蜕等人。他们的作品文笔犀利,含蕴深邃,特别是杜牧的文章,更为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在小品文领域中,却坚持与发展了古文运动的现实主义方向,放射出奇光异彩。这里不多作涉猎,且看为鲁迅在《小品文危机》中点了名的几位作家的情况——

皮日休,是晚唐著名作家兼诗人。他对韩愈评价甚高,曾上书朝廷要求让韩文公配飨太学。他所作的讽刺小品文,充满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愤怒。他的小品文代表作是《原谤》,有专集《皮子文薮》传世。

陆龟蒙,他与皮日休齐名,时称“皮陆”。长期隐居乡里苏州,但他却十分关心政治,注视现实,把自己的感受写入作品。他的小品文鲜明、幽默、深刻,发人深省,也有专集行世。

罗隐,晚唐著名文学家,能文善诗。但他屡试不第,后来到吴越做了一个闲官——钱镠的谏议大夫。他以智颖名世,作品闪烁着讽刺与战斗的光芒,其主要代表作是著名的《谗书》。

皮、陆、罗三位杰出小品文作家及其作品,共同特点就是鲁迅所说的,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见《小品文的危机》)。这些批判现实的散文,正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所在,也是唐末历史特征的最好反映,很具认识价值。

二、唐代古文运动对后世的影响


盛极一时的古文运动,发展至晚唐,虽已衰微,退出了文坛统治地位,但是,它给后世留下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一,唐代古文对于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影响至深至大。
它是中国整个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和重要的转折点,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的新传统。宋代的新古文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和清代的“桐城派”古文等,都是韩、柳为首的唐代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与发展。这个优秀传统一直持续到一千余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之时,才由语体(白话)散文取代了这个古体(文言)散文。其实,语体散文中,也有不少古体散文的优秀因子,并未完全断绝。

第二、促进了唐代传奇的发展。
这是因为古文运动解放了固有文体,表现比较自由,适合传奇小说的创作。韩愈、沈亚之等人,既是古文名家,也是写作传奇小说的高手。

第三,古文运动的理论,也给后世作家的创作起着指导作用。
比如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等等著名观点,一直是后世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务必重视的重要原则。其实,何止古文作家,即便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韩柳散文,特别是讽谕类文章,给后代发展起来的新型讽刺散文——杂文小品,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对后世的同类文章,其影响更大。他那些范本式的作品,实为后代的游记文学基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