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步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件·清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朝最突出的贡献便是统一全国，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统一国家，但各时代情况复杂，统一与割据错综交替。明王朝后期，除东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处在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以外，有的地区和明政府长期对抗，兵戎相见;有的地区，接受中央的羁縻，但非明朝号令所能及。明王朝实际管辖的地方只有内地的十几个行省。而清王朝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则大力经营边疆，使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统一，边境安宁，版图巩固。首先是平定“三藩之乱”，消灭割据势力，使清廷统治权力得到进一步集中加强，接着便在全国边疆地区进行统一活动。在东北，抗击了沙俄的入侵;在西北，平定了准噶尔割据势力的叛乱，并平定了天山南北;在北方，安抚了内外蒙古;在西藏，对政教事务进行改革，驱逐了廓尔喀入侵;在西南，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在东南，招降郑氏，统一了台湾。

清初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和对付南明的反清，曾充分利用汉族降将为其卖命，授以事权，形成了拥兵称雄的地方割据势力，其中藩封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子死，以其孙耿精忠袭爵)最为跋扈，号称“三藩”。而吴三桂是三藩之首，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西选”的官员甚至比朝廷命官更有权势。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十万人，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三藩又借口用兵，军饷年达二千余万两，造成清廷财源上的枯竭。1673年，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袭爵，康熙令其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了摸底，故作上书撤藩的姿态。疏报，朝议不决。康熙认为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力排众议，毅然撤藩。吴三桂首先发难，耿、尚继起，广西孙延龄、陕西王辅臣响应。数月之间，夺地陷城，长江以南几乎尽入三藩之手。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他向全国公布了吴三桂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的联系;停撤尚、耿、孙、王几人藩属，并对他们始终持招抚打击并用的态度，以翦除吴三桂羽翼，分化、瓦解叛军。康熙帝还排除民族偏见，提拔、重用汉军将领如赵良栋等，收到了满汉将领拼力军前的效果。1675年，清军制服了王辅臣军，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康熙帝此前还割断吴三桂与青海多尔济的勾结，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1676年10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1676年5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5月，广东尚之信也投降了清军。吴三桂陷于孤军作战。清廷的平叛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陆续收复湖南重镇。1678年8月，吴三桂称帝于衡州，不久暴亡。其孙吴世璠即位，退回云南。1681年，清军攻入云南，10月昆明陷落，世璠自杀，三藩乱平。三藩乱平定后，参加变乱的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下也被编入汉军旗下。康熙帝还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1661年，郑成功病逝，郑经继位。他虽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一些贡献，但他不能审时度势，顽固地坚持长期割据的方针。康熙顺应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潮流，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康熙亲政后不久，曾先后四次派人与郑经和谈，遭拒绝。1680年，清军遂出兵攻克金门、厦门，郑经只得退守澎湖、台湾。1681年，郑经死，诸子争立。幼子郑克塽继立，郑氏群臣不和。1682年闰6月，康熙帝派施琅率水师二万、战船300艘出海攻澎，两经激战，郑军死万余，守将刘国轩遁归。郑氏集团趋于瓦解。刘国轩在康熙、施琅的抚台方针的感召下，才劝告克塽归附清朝。施琅于10月初率师抵台，克塽出降。清军在台民的欢迎下登陆。郑氏君臣得到了必要的封赏，1685年，康熙在台设立一府三县，置兵并任总兵、副将驻守。从此，台湾和大陆在清政府的统一管辖下，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和西北高原的蒙古族，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漠南部早在清入关前已归附，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等四部，其中以准噶尔部为最强大。1677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乘清朝平定三藩叛乱之机，攻占了厄鲁特各部，次年出兵南疆，并吞回部，兵锋达于青藏;噶尔丹还勾结沙俄企图攻打清政府，成为清朝西北边境一股强大的分裂割据势力。1688年，噶尔丹发兵进攻漠北喀尔喀三部，迫使三部数十万人逃入漠南，请求清廷庇护，康熙帝对其进行了妥当安置，并于1669年会见了喀尔喀首领，进行封赏，漠北蒙古由此内属。噶尔丹不听清廷对其进行的调解，并借口追击喀尔喀部为名，大举深入，康熙决计武装平叛。1690年7月，康熙亲征，兵分两路，8月初双方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展开激战，清军大败噶尔丹。1696年，康熙分三路再征，噶尔丹退军至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被清军西路军统帅费扬古击败，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而遁。1697年，康熙三征噶尔丹，在清军紧追下，噶尔丹众叛亲离，穷途自杀。准噶尔部后继的三任首领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也相继为叛，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坚决预以打击。1755年、1757年乾隆派军两攻伊犁，剿灭阿睦尔撒纳叛军。清军对准噶尔部的用兵，经三世，历七十年，始告平定。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都统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对原来属于准噶尔的康努乌梁海等地区，清朝也加强了管理。1778年，明末被准部驱至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在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历时7个月，行程四千余公里，回归祖国，得到乾隆帝的妥善安置。

居住在天山南路的主要民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清初为准噶尔部控制，准部平定后，原来被准部俘获的维族各城首领大小和卓木兄弟乘机逃回老家。1757年大小和卓木纠集维族各城上层反动分子，阴谋煽动和制造分裂，发动反清暴乱。但由于其统治残暴，致使民心涣散，处处受到清军重创。1759年，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大小和卓木为巴达克山一带的酋长擒杀。清廷在喀什噶尔派驻了参赞大臣，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控制，并减轻税额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这对恢复当地生产，安抚逃散人口起了积极作用。

17世纪中叶，沙俄利用清廷无暇北顾之机，通过哥萨克骑兵不断向远东扩张，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修建了军事据点，不断出边侵扰黑龙江流域，激起了达斡尔、鄂伦春、索伦、赫哲等各族人民的奋起反抗。康熙帝即位后，决定保卫东北边疆，打击入侵者。1685年，都统彭春、副将林兴珠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配合下，直捣沙俄侵略巢穴雅克萨城，战败城内外水陆俄军;次年，再次予以重创，迫使对方和谈。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并由格尔必齐河河源顺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岭南、河南属中国，岭北、河北属俄罗斯;俄人撤回俄境，并毁雅克萨城;双方交换逃人;两国友好相处;双方商人持路票贸易。《尼布楚条约》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遏制了沙俄的侵略。

清政府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1686年康熙帝规定了西藏达赖与班禅的封号、职权、地位等。1708年，康熙派官去拉萨协理藏务。雍正年间，清兵入藏平定了阿尔布巴的叛乱，清廷派都统进驻西藏，总督地方事务。西藏正式成为清朝的行政区划。乾隆十二年(1747)郡王珠尔墨特叛乱，清廷平定叛乱后废止了郡王的封授，在达赖之下设置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噶厦来处理西藏地方事务，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成为西藏宗教和行政的双重首脑，清廷还同时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这对稳定西藏局势，都起了积极作用。乾隆晚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两次入侵西藏。清廷任福康安、海兰察为参赞，率军入藏，很快将侵略者驱逐出境，并追出国门，直至廓尔喀求和方撤兵。1793年，乾隆帝为进一步削弱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权力，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达赖、班禅“转世”采用金瓶掣签的方法，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选出。通过以上措施，清政府稳定了对西藏的治理。

为了巩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雍正于1726年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征服苗疆。鄂尔泰军事手段、招抚政策并用。苗疆平定后，鄂尔泰在西南地区分置府县，进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废除世袭的土司、土官制度，代之以直接由中央任免、随时可以调换的流官制度。此后苗疆由知府、知州、知县、同知、总兵分驻其地。改土归流加强了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与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并对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南面包括南沙群岛。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共同劳动和互相交往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