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教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其教育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出名的。中国是世界上形成教育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发展的连续性和完善性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古代教育发展史上也产生过众多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相传中国在五帝时代(约公元前26世纪初～约前21世纪初)已有学校教育的萌芽，并且形成教育制度的雏形。据《周礼·春官·宗伯下》和《礼记·文王世子》记载，五帝之学，名曰“成均”。虞舜时期已有大学、小学之分。《礼记·王制》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子下庠。”(注云：“上庠，大学，在西郊;下庠，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根据《尚书·虞书》和《尚书·舜典》的记载，似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学官，分管教育事业：一为“司徒”，由契负责，主持“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二为“秩宗”，由伯夷负责，主持“三礼”，即祀天神(日、月、风、雷之类)、享人鬼(祖先之类)、祭地祇(山、川、草、木之类);三为“典乐”，由夔负责，专掌乐教。这些记载多含有后人理想化或臆造的成分，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不过，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已有养老和祭祀天地鬼神的隆重仪式，并且已有比较固定的场所和专人负责，则是可信的。这些仪式正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其固定场所就是当时的学校，分管此项仪式的人员则是当时的教育官员。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学校在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礼记·王制》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注云：东序，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小学，在东郊。)《礼记·明堂位》又载：“序，夏后氏之学也。”(陈注：“序者，射也，射以观德，有先后之次焉。”)夏朝统治者为了对外征讨和对内镇压，特别注重习射，培养武士。习射必兼习礼，要求射者与观者遵守长幼先后之序，故名其学曰序。习射、观礼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

商朝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日益提高，文化更加丰富，科学已相当发达，教育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商朝的学校不仅有古籍记载，而且有丰富的考古发现。《礼记·王制》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注云：右学，大学，在西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又注曰：学者，觉也，觉民者，所以反其质，故曰学。)殷人重祭祀，崇礼乐，特设“瞽宗”。《礼记·明堂位》载：瞽宗，殷学也。“瞽宗”由乐师瞽矇主持，用作祭祀的场所，同时进行乐教。可见，商朝的学校除养老、习射之外，还有学习一般文化知识、专门进行礼乐品德教育的职能，教育内容更充实，制度也更完备了。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高度发展时期，经济上实行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氏族分封制，严君臣、尊卑、贵贱之分，明父子、长幼、上下、亲疏之别;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变为重人事，这就使教育倍受重视，并实行高度垄断，形成“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以培养治术人材为教育目的，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礼记·王制》称之为：“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构成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据《古今图书集成》称：“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序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頖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可见，西周的学校系统分国学和乡学两部分。国学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按年龄和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礼记·王制》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国学的教官由官吏兼任，大乐正总其事，下设许多官员分掌各职。教育内容以“明人伦”为核心，把道德教育置于首位。乡学为一般奴隶主和部分庶民而设，只有小学一级。教官由地方各级行政首长兼任，大司徒总其成，并聘用退职的士、大夫任教师。据《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礼记·王制》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换，上层建筑也发生着激烈的变化。在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为官学的衰落，私学的兴起。官学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王室、诸侯都在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学校。二是奴隶主贵族政治上没落，丧失了进取精神，只迷恋于腐朽奢侈的享乐，官学的衰落不等于教育发展的中断，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勃兴。《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表明私人讲学之风甚盛，私学遍及各地。孔子堪称首创私学的大师。他综合整理中国文化遗产，从事近50年的教育实践，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许多著名思想。他创立的儒家学派经后人发挥和推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思想的主流。《论语》一书保存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资料，可以说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学。继之而起的是墨子创立了代表了手工业劳动者的墨家学派，被视为与孔子并称的“世之显学”。他在科技教育、逻辑思维的培养和道德意志锻炼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墨子》一书保存了他的教育思想资料，特别是《墨经》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教育遗产。孔墨显学的抗衡，开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孟子、荀子、韩非、老子、庄周等为代表的儒家、法家、道家等也都纷纷从事私人讲学、著书立说。至战国后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名似官学，实际上是私学联合体，各派私学大师荟聚于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书同文”、“行同伦”，“设三老以掌教化”，“须挟书令”，“禁私学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旨在巩固统一，却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留下了失败的教训。

汉承秦制，但在文化教育上吸取秦代的教训，改变了极端粗暴的措施，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教政策，建立了有助于维护和发展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兴太学，置明师，建立中央和地方官学：取消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鼓励私学的发展。从而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标准模式。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为世界所罕见。太学生的入学资格和年龄，据《史记》、《汉书》记载：一由太常于京师直接挑选，凡年在18岁以上，仪表端正，均有入学资格;二由郡国县道邑于所辖地区选送，凡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均可入选。入学后一年一考，及格者授官，不及格者仍留校，再考及格仍授官。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多为一世经师硕儒。教学多采用会集诸生作大型讲演，称为“都授”;或遣高徒代讲，称为“都讲生”;有时聘社会名儒或朝内通经官员兼职授经。教学内容，初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家，成七家，至西汉末，又将《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总为十四家，即设十四博士。

汉代太学的基本规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外，在东汉时还建有两种特殊性质的学校，一为“鸿都门学”，二为“四姓小侯学”。鸿都门学创建于灵帝光和元年(178)。因灵帝爱好艺术，酷嗜书、画、辞赋，曾招致善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数十人，待制鸿都门下，专立此学，开创了官办专门艺术学校的先例。四姓小侯学创建于明帝永平九年(66)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诸子弟设立的宫邸学。这种贵族学校，所聘教授竟有超过太学者，因此名声日彰，引起外人羡慕，而有匈奴遣子弟来汉留学之举。汉代的地方官学并未普及，较闻名的有武帝时蜀郡文翁设学兴教，教化大盛，受到朝廷嘉奖，并令郡国仿效。汉代虽重官学，但官学数量有限，并非多数人可入，太学远在京师，地方官学又未普及，拜私人为师者甚众。因此汉代私学极为发达。汉代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两级：一为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或学舍，先读字书，后读《论语》、《孝经》，进行初步的识字和伦常教育;二为专经阶段的经馆、精舍、精庐，专习一经或数经，许多名师硕儒开门授徒，其影响超过太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乱无常、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教育从总体上看是衰落的，表明社会动荡不宁不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正因为统一被打破，固有的传统教育发生动摇，为教育上的新措施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西晋为适应门阀世族专权的需要，于太学之外，特设国子学。北魏普遍设置州郡学，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地方官学制度。儒学独尊的局面有所松动，儒、释、道争宠的势头形成，促使了专门学校的创立和分科教育制度的产生。三国魏明帝(227～239)首置律博士，后秦姚兴、梁武帝均置律学，晋武帝又置书博士，为古代专门学校制度之始。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将太学分设儒学、元素学、史学、文学四馆。元嘉二十年又设医学，为太学分科教学的开端。这一时期，私学和家庭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名师硕儒聚徒讲学，学生数十百千人。影响久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即为梁武帝时周兴嗣撰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这时期国内各民族融合和中外的文化交流有较大的发展。《五经》、《论语》、《千字文》等传入日本和朝鲜。这些都为隋唐的文化教育发展准备了条件。

隋朝虽短暂，但在教育上的建树不可忽视。隋文帝设国子寺，置祭酒，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学，大理寺下设律学。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此制延续至以后各封建王朝。

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教育制度。唐朝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学制系统，大体上分为中央政府设立和地方政府设立的两大部分，又各分直系和旁系两大系统。中央直系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统称“七学”或“七馆”，前四者属大学性质，后三者为专门学校，均直属于国子监而统辖于尚书省之礼部。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其成，相当于现今的教育部长。广文馆是唐玄宗天宝九年(750)临时设立，不久即废止，故实为“六学”或“六馆”。中央旁系学校有：门下省设置的弘文馆，归东宫直辖的崇文馆，由尚书省祠部直辖的崇玄学，太医署直辖的医学，秘书省直辖的小学。唐代中央设立的学校，除崇玄学、医学、小学外，通称为“六学”、“二馆”。地方直系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市学和镇学，统由长史直接掌管，统辖于国子监。地方旁系学校有：府、州设置的医学和崇玄学，分别直属于中央医学和崇玄学。这个学制系统一直沿用，宋、元、明、清诸朝基本上无大变化。唐朝学校的各项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入学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各级各类学校均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教学计划。学校有严格的考试、升退学制度。六学考试分三种：旬试、岁试、毕业试。唐朝教育制度的完备，既是唐朝教育发达的标志，又是唐朝教育发达的保证。

宋朝的教育制度，大部分沿用唐朝，而作了局部调整。其与前代不同之处，约有六点：第一，地方专设教育行政长官。宋朝中央学校仍由国子监统辖。地方教育行政，在隋唐之前，均委诸地方行政长官兼管。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起，陆续设诸路学官，崇宁二年至宣和三年(1103～1121)置诸路提举学事司。表示地方教育受到重视，办理也较有成效。第二，教育经费的确定。唐朝之前，学校无专项固定经费。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起，对国学赐给缗钱，并颁置学田，后又陆续增加份额。学校有了独立的固定经费，有利于学校的发展。第三，学校设科有所增加。汉代学校仅有经学一科，唐朝增设律、书、算、医，宋又增设武学、画学。第四，入学资格的等级限制有所放宽。国子监或国子学原定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宋神宗后改为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即可入学;太学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宋仁宗时改为八品以下及庶民之俊秀者可以入学。第五，书院制度兴盛。书院之名始于唐，推行于五代，至宋朝大为兴盛。北宋初，已有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石鼓、茅山等著名书院。南宋书院更盛，几遍郡国。名师硕儒聚徒讲学，其声势及影响超过官学。经元、明、清，历千余年，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有重大影响。第六，蒙学教育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中国素有“早施教”的传统，但多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或私学的形式施行。宋朝特别重视蒙学，大量蒙学教材编写和推广，普及面极广。宋朝统治者大都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认识，因而对教育高度重视，自仁宗庆历四年(1042)至徽宗宣和二年(1120)，前后80年间，由朝廷发起或支持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对教育的变革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宋朝的学者名士多对教育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或以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或把教育作为从政的主要内容，所以，在宋朝学者、政治家、教育家三者融为一体之人颇多，如宋初的胡瑗、范仲淹，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兄弟，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著名学者积极参与，成为宋朝教育制度建设与改革的重要特色。

元朝教育制度多仿宋制。中央学校有国子监下辖国子学，蒙古国子监下辖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监下辖回回国子学。国子学系指汉学而言。元朝的地方学校颇为发达，普通学校有路学、府学、州县学，专门学校有诸路医学、诸路蒙古学、诸路阴阳学。此外，还创立“社学”，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农隙使子弟入学，专教劝农桑为务。元朝书院设立很早，太宗八年(1236)立太极书院，为官办性质。统一江南之后，南宋学者多入元不仕，退隐讲学，建书院甚多。政府对私人书院多加节制，但书院主持人由官方委派，列为州县学教官之一。因此，元朝书院数目远超过宋朝，但已官学化，特色不显。

明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用前朝。除中央仍设有国子监、太学外，地方学校相当普及。但明代教育总体上说已沦为八股考试的预备场所，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政府对学校的控制加强，学规日趋严苛，教学内容空疏乏实，教学方法呆板僵化。明朝国子监分南北二学，即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学生统称监生，依入学资格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国子监实行监生历事制度。明朝的书院制度由于嘉靖年间(1522～1566)王阳明、湛若水等人提倡私人讲学而大大兴盛，并创立了书院的会讲制度，各学派得以别立宗旨，聚徒讲论，听讲者甚众。这样，书院讲学易违强化思想控制的宗旨，不利于巩固统治，于是反对私人讲学者遂起，导致明末四次毁废书院。明朝中叶之前，程朱理学教育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并已呈现日趋僵化、空疏的趋势。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心学”教育思想体系。至明末有高攀龙、顾宪成兄弟的东林书院，使书院自由讲学之风呈鼎盛之势，从而酿成书院被禁毁之祸。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萌发着资本主义因素，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西学东渐的肇始，使封建教育发生了变化。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强烈地批判封建传统教育中专制主义、僵化、空疏的弊病，提倡教育的民主性、实用性、活动性，形成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之推、李塨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教育思想的教育家群体。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汇集了丰富的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徐光启、梅文鼎在传播西学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的教育制度完全采用明制，文化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尽量提倡空疏无用的理学和八股考试笼络人心，一方面又竭力压制具有民族反抗意识和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箝制思想和学术自由。官方正统教育思想仍以宋明理学为主，但已缺乏生机。一些学者和教育家热衷于复兴“汉学”。考据学派的兴起，成为清代学术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戴震对理学教育思想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发出“礼教”是“以理杀人”的呼喊。阮元以诂经精舍为基地，发展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传统。至清末，则有魏源、龚自珍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思想，预示着中国教育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新趋势已经形成。

综观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从萌芽、确立、发展、完善到衰落，经历了四千余年的曲折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传统，在中华文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